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开辟第二战场 将阵地转到国内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接连遭到日本法院和政府的打压后，开始将战场转移到中国国内，并考虑在美国提起诉讼，要求那些曾强虏中国公民到日本做苦役的日本企业向受害人道歉并进行赔偿。与此同时，中国律师团还积极与日本议员沟通，以求在未来的诉讼中取得突破

　　中国律师递交“劝告书”

　　中国律师开始变化策略，通过递交“劝告书”，与一些曾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直接交涉，要求它们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9月1日上午，日本临港集团驻上海办事处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来人带着一封“劝告书”，要求这家日本企业道歉并赔偿。临港集团“何许人也”？“劝告书”又是怎么回事？

　　要求向中国劳工赔偿道歉

　　1942年11月27日，已经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政府做出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人强掳至日本国内，为其企业做苦役。这些日本企业，都与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相关联。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到1945年，至少有35家日本企业、135个作业场所强掳近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在很短时间内便有6000多名正值壮年的中国劳工被日本企业折磨至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是疾病缠身。

　　这些企业靠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发了战争财，然而它们在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时，却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

　　临港集团的前身“日本港运业会新泻华工管理事务所”也是35家日本企业之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方律师向本报提供的资料说明了这一情况。

　　所以律师们递交给临港集团的“劝告书”中要求：

　　一、以公司的名义正式公开向中国劳工及遗属就当年对中国劳工实施的非人道行径赔礼道歉；

　　二、以公司的名义向被奴役的中国劳工及遗属赔偿；

　　三、你公司同时应保证，永远不再向中国人实施非人道行为。

　　“劝告书”由“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和“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中国律师团”共同递交，代表在战时受害的中国劳工及遗属。

　　其实，这已经是几天以来第三封向在华日本企业递交的“劝告书”。在此之前的8月24日，中国劳工代表和几位中国律师向三井矿山驻北京办事处和临港商事(临港集团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递交了“劝告书”。

　　据中方律师康健女士介绍，之所以从35家日本企业中选择这两家，和他们当年强掳中国劳工数量较大有关系：三井矿山当时是单一企业中强掳人数最多的，有5600多人；临港集团前身所属的港运业会则是强掳人数最多的企业集团，超过6000人，而当时被掳劳工总数是近4万名。

　　临港商事拒收“劝告书”

　　在三井矿山驻北京事务所，得知该企业日方代表已经到达办公室之后，包括康健在内的几位律师马上赶上楼去。但事务所却推说代表不在。

　　事务所的接待人员不敢收下劝告书，还叫来了保安。康健当时说：“我们是律师和劳工联谊会的会长，又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告诉你们贵公司是有战争责任的。”眼看情况陷入僵持，康健索性递给保安一份劝告书。

　　与经过一番交涉勉强接下劝告书的三井矿山相比，临港集团子公司临港商事在北京的代表处则干脆将接下的劝告书退回。理由是与劝告书所指企业没关系不好接受，但据康健介绍，其实临港商事的社长就是临港集团的董事，该公司是临港集团的子公司。

　　不管怎样，对方一个微妙的变化还是被中方律师捕捉到：开始退回时只是口头答复，康健告诉对方：“如果你们退回，只能说你们消极对待这个事情，这样做对你们不一定是有利的，我要把你这种退回的举动告诉媒体。”晚上10点多，康健收到了临港商事发来的一份传真，传真中解释说退回劝告书不是推卸责任，要中方直接找临港集团在日本的代理人。此后，临港集团还向报道这一消息的日本媒体提出抗议，批评其不应该报道此事。

　　有了上述经历后，律师们送到临港集团驻中国(上海)办事处的劝告书有所不同，写明了“于接函后30日内以书面形式给予回复，并派员来华与本联谊会及律师团洽谈。”

　　据康健介绍，本次行动的是从6月30日开始的，那天，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与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在京首次公布了日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名录及其所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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