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从教师队伍看中国大学教育的差距

　　最近，由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了一句话，“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从而引起了互联网和一些新闻媒体开始讨论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先不论杨振宁先生这句话的对错，这一问题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知道中国大学和大学生的优势所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思考中国大学教育的不足。

　　“基础扎实”是中小学教育结果

　　大学犹如一个加工厂，刚入学的学生就好像是原材料，经过大学的加工和打造，最终生产出它的“产品”。大学办得是否成功，要看它们生产出的“产品”是否“有用”，同时又必须是高质量的。“有用性”是结构性问题，是由“市场”所决定，是计划部门的事情，与学校教育本身的关系不大。这里我们要谈的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即培养出的学生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与国外同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比，是好还是差。

　　杨振宁先生举例说，2004年，他曾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好“材料”被拿到大学这个工厂进行加工时，最终并没有加工出与“原材料”同样高质量的产品。尽管培养出好学生，需要很多条件，但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那么，我们的大学教师和国外大学教师比，在知识和技能水平上、在敬业精神上又怎样呢？

　　历史原因造成老师知识和技能差距

　　目前，在国内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或者说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多数是“文革”后，1977~1978年刚恢复高考时的几届学生，他们的年龄目前几乎都在45~59岁之间。这些人中，除了“老高三”或年龄更大的一些学生外，他们的小学、中学都是处在“文革”的动荡和“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期，当时是“学生不学，老师不教”。很多高中毕业生，达不到初中水平，甚至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尽管后来有些人考上了大学，但多数是在短短几个月内“突击”自学上去的，基础比较差。更糟糕的是，当时的大学教师，由于受“十年动乱”的影响，其学业也已经到了荒废殆尽的地步，有些大学当时甚至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给通过高考进来的学生上课。尽管当时的大学生是非常用功的，无奈自己的基础差，老师的水平不高，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十分有限的。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中国的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学骨干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受“市场机制”的驱动，大学教师的注意力也主要在“钱”上。有相当一部分水平比较好、能力比较强的年轻教师“下了海”；留在学校的教师，有些自己在社会上办班挣钱；有些到处拉课题，目的是得到更多的经费；还有些长期在校外讲课；剩下的一些教师，多数忙于写文章，发表论文，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因为评职称主要看的是发表论文的数量。一些教师上课没有教案，甚至不备课就去讲课。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很少有人花时间坐下来读书，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认真地备课和写教案。

　　实际上，这些作为骨干的大学教师，不仅在他们上大学时没有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在他们成为大学教师以后，也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然而在西方，由于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开始普及，很多原来人工难以实现的计算技术现在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推动了各个学科的飞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大量出现，知识的更新速度明显加快。然而，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多数教师不愿意花过多的精力去学习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导致多数学科不仅没有跟上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甚至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可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大学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明显比较落后。当然，中国大学教师队伍所面临的情况，是历史给中国社会留下的创伤。中国大学教师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实际上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说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落后则是不言而喻。

　　差距缩小在于教育机制变革

　　那么，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国外同类学生比，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仅凭笔者个人的感觉，我们可以用比较形象、但可能并不确切的打分方法，将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做一比较。如果在上大学本科前，美国学生的学习分数是30分的话，中国学生应该是40分(这意味着同样的试题，中国学生考100分的话，美国学生只考75分)；大学毕业以后，美国学生的分数可能会与中国学生持平，都是60分；硕士毕业后，中国学生开始落后于美国学生，如果美国学生此时是80分的话，中国学生只有70分；到了博士毕业，美国学生可以达到100分，中国学生只能达到75分，这与上大学本科时的情况正好相反。进入大学以后，中国学生和国外学生的差距就是这样逐渐拉大的。实际上，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也有些不同，中国理科学生的情况要比文科学生好一些。特别是在本科毕业时，中国的理科学生要好于国外同类学生，而文科相应地要差一些。

　　责任不在学生，不在大学，更不在大学教师，而是在过去的历史。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改变未来。尽管语言的不同已经给中国了解世界带来了障碍，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及时了解国外研究动态的通道，使我们更容易检索到国际上的各类学术文献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与国际学术研究的“空间距离”正在缩小，这为我们进一步缩小学术水平的差距创造了条件。然而，客观条件的改善，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我们更多的主观努力。(乔晓春 作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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