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江涛
本周，国际政坛上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胡锦涛出席，另外就是日本大选自民党大胜，穆巴拉克五任埃及总统；国内，胡锦涛访问加墨和与布什举行峰会，六方会谈复会，王斌余案件，广州打击火车站“背包党”等吸引了众多目光，但个人更关注几件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小事”，一件是黑诊所和非法行医虽然屡遭打击
，但并未禁绝，另一件就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大学学费超过老百姓承受能力，400多所高校不择手段乱收费，约占高校总数的20%。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现在最大的负担不是日常费用和其他开销，而是看病和孩子上学，因为这两者都会让普通家庭很快陷入贫困之中。
先来看一看医疗费用问题，非法行医和黑诊所屡禁不绝已成为一种顽疾。最近，一些省市包括广东在内，正在开展专项行动，打击黑诊所和非法行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很多黑诊所与执法人员做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有的黑诊所被取缔6次仍“健在”(见本报9月12日B04版报道)。何以如此，除了因为某些病“见不得光”必须找黑诊所治疗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正规医院的医疗费用太贵，因为去黑诊所就医的多数是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外来工以及进城治病的农民。现在，很多去正规医院看一个感冒之类的小病，往往需要上百元甚至几百元，一个手术动辄就要几千元。相对于微薄的收入，因为医保并不完善或者干脆没有，很可能一场病，就会让他们陷入贫困状态。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到黑诊所就医。节省一点费用。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则与我国医疗改革总体不成功有关。一次专项的打击行动，能够暂时打击黑诊所和非法行医，但很难禁绝，只有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教育收费高的问题影响面会更广。因为大病不会常常生，也不会家家摊上，但是教育却几乎家家有份。现在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要四五千元，加上生活费等，一年要一万元左右，结果“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马上穷。”同样“高贵”的还有中小学教育，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不准乱收费，但是收费名目依然繁多。10多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不到4倍，但高校教育学费从几百元增长到5000-8000元，增长高者20倍有余，中小学收费也远快过收入增长。教育，已经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投入不足。尽管2001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走出长期徘徊于2.4%的低谷，上升到了3.19%，但离世界5%的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甚至比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如乌干达还低。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从1998年的340万猛增到今年的1400万，维系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教育每年需要4000亿元，但国家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因此，高校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不是政府在办高等教育，而是高校在办高等教育。高校如何办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靠学费填补差额。同样，据全国政协义务教育课题调研显示，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不过需要100亿元多一点，现在一些工程动辄就需要几十亿。现在，广东开始逐步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但愿这一做法会被其他地方效法。
关注医疗和教育，是因为它们的牵涉面广，直接关系着百姓能否正常生活，一旦出问题，很可能会蚀穿普通百姓的生活底线。一次大病和一个孩子上学，可能会让一个普通家庭陷入贫困，直接影响一家人的生活；如果倾家荡产还不足以弥补高昂的费用，则会酿成悲剧。为了给父母“节约10万元”，13岁女孩秀秀自杀，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悲剧多了，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张保庆的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个天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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