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 不忘母校

　　难忘研究生生活

　　吴士琪(美国洛杉矶地区校友会会长)：我祖籍是安徽，在上海长大。1965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刚读了一年大学，就赶上了“文革”，被分配到大西北，在那里工作了八年。1978年考回上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就读于中山医院的内科血液科，导师是张国桢教授和卢家祥教授。两位教授给了我很好的指导，在我关于血液病的染色体研究课题上，

给予很大的帮助。现在我在南加州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也就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医院，担任病理科、儿科系的教授。

　　在大西北的八年时间，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生物学、遗传学研究进展情况，可说是信息闭塞，与外界脱节。重回上医后，遗传系许由恩教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就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生物学研究进展。我就是从这堂课中知道了什么是DNA、什么是基因，感觉他的第一节课就把我们八年落下的课程都弥补了。许教授的课程对我以后在美国的发展帮助很大。直到现在，我们上医的很多同学还是很怀念他。

　　当时研究生院、办公室等对我们第一批研究生都非常重视。现在还记得第一届院长李金钟教授、刁承湘教授、陈惠老师等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因为要弥补八年的空白，所以考上研究生之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学习上来了，如饥似渴地啃着专业书籍，全力以赴地拼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现在虽然身在国外，但始终注视着母校的发展进步，衷心地希望

　　愿母校更上一层楼

　　钱大伟(加拿大校友会会长)：我六十多岁了，生于上海枫林桥，正好又在“枫林”路念大学，与“枫”字很有缘。我父亲就是上医的校长钱，前不久，上医的领导还到重庆去看望了我父亲，我很感激。

　　四十年前的往事，已渐渐模糊在记忆中了，很难再讲，“文革”的那段下乡的岁月，实在是不堪回首。但打从心底里感谢母校给予我知识，教会我怎样做人，才能够有我今天的成就。现在你们年轻人要好好珍惜美好年华啊。然而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复旦的李登辉老校长。李老校长和上医的第一位校长颜福庆先生，当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凭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竭尽全力地做着辛苦的工作。如今，一百年下来，复旦为祖国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母校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衷心祝愿母校能再上一层楼。

　　排球让我学会咬牙齿

　　许大庸(美国东部校友会会长)：我1954年起在中学打排球，1959年进入复旦大学排球队，一年当中要代表复旦和上海市参加两个甲级联赛。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在校外打球，学校要求又非常严格，明确提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既要打球打得好，同时功课不能拉下。所以学习非常紧张。由于每周有四个下午训练时间，很多大课没法参加，功课自然很紧张。

　　学校非常照顾排球队的同学，给我们单独“开小灶”。当年数学系的几位教授给我单独上课，偌大的教室就是我一个人。坐车去外地比赛时，我总不会忘记带上书，在车上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看书，为了提高效率，就往往先闭上眼睛想、回忆、推演书上的内容，这样的消化过程使得对于知识的了解更为透彻。我毕业之后留校，留在当时的力学教研室，有人感到很诧异，以为我留在了“体育教研室”，还闹出小笑话。排球让我学会了咬牙齿，正是咬紧牙关，克服学习、训练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才能有今天。如果说排球改变人生的话，那么，可以说，排球让我懂得咬牙齿，去努力。从运动员到力学教研室搞科研，到198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土木工程系力学实验专业任职，排球运动的经历切实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感谢复旦给我打下深厚的基础

　　吴本荣(美国芝加哥地区校友会会长)：我是1977级复旦物理系毕业生，文革后第一届毕业生。1982年毕业后，我自费到美国

　　来到美国，发现复旦和美国的教育有所不同，复旦的基础教育搞得非常好，数学、逻辑这些基本功学得非常扎实。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教育擅长培养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由于有了复旦打下的良好基础，加上美国的能力教育，两方面结合使我在科研中得心应手。昨天我回顾了近年的科研经历，17年我发表了99篇论文，其中40多篇是SCI类、40多篇是国际会议论文。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我还有好多路要走，但是我非常感激复旦给我打下的基础。

　　在复旦读书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校教授们的奉献精神，这一点是复旦的宝贵财富。1977年进校时，刚刚粉碎“四人帮”，重新回到正常教学岗位上的教授们完全抛弃了个人利益，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当中，希望可以很快补上文革十年的断层。当时教授们的待遇非常低，物质生活水平很差，但那些老师们并不计较这些，想的只是如何把学生教好。复旦的重新起飞离不开这些教授的努力。

　　相关专题：复旦大学百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