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百年纪事（组图）(3)

　　陈望道：把人文精神与革命原则性高度统一于一身

　　不只是在复旦校园，就是在全国，陈望道也应该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第一个中文全译《共产党宣言》，主编过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后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宣布与之脱离关系，因之而未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他热衷教育，特别是新闻教育，把毕生精力放在教

书育人上。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意即一点就燃，可见其性情之刚烈。

　　复旦大学老校友、又在新闻系任过教的邵嘉陵回忆道：“我在复旦大学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我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知道共产党、毛泽东、延安、八路军。我受过陈望道、赵敏恒、洪深、曹禺等进步教授的教诲，认识了新的世界。我参加民主活动，新闻晚会，读《新华日报》，才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人权，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我写作、参加复新通讯社当记者。从此走上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秉笔直书的记者道路。”在他的经历中还遗漏一笔，他曾经是《文汇报》特约编辑。

　　邵嘉陵的道路也就是新闻系许多学生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系主任陈望道指引的。

　　那时的陈望道穿着疙瘩布的灰长衫，是一位实干的政治思想家。抗战期间，北碚成为“陪都”的陪都，复旦却有点延安风情。复旦的许多民主活动，陈望道都是大力支持的。最为出名的是“新闻晚会”，每周举行一次，开展民主活动，人人自由发言，探讨国内外大事，影响很大。校长章益曾提出“新闻晚会太那个了……”，陈望道却说：“出了事情，我负责！”

　　陈望道主持新闻系是兼容并蓄的。教授中有欧美新闻学派代表赵敏恒；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人称“诸葛亮”的祝秀侠；有星岛日报特派员王研石；有塔斯社记者舒宗侨；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授课。美国新闻代表团还来新闻系讲新闻自由、无匮乏自由等四大自由。特别是被人们称为“浑身是消息”的赵敏恒，是驰名世界的记者，他在上课时，等于是新闻发布会。史学家顾颉刚给新闻系学生上课，为记者寻根问祖，说司马迁是中国新闻记者的老祖宗，希望大家也能像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

　　解放之初，陈望道任华东文化部长，但他无意于官位，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回复旦大学教书了。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他每天提着拐杖、拎着皮包、目不斜视地走进办公室，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持重的长者了。

　　其实，他是绵里藏针、外静而内烈，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事事都有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曲从于强势者的话语，更不为迎合上意而误导群众。毛泽东多次接见他，称他为“望老”，说青年时读过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不以为荣；毛泽东说读过他的《修辞学发凡》，指出其中的例句太陈旧。《修辞学发凡》一版再版，他也不因毛泽东的话就更换例句。要把复旦新闻系北迁入中国人民大学，陈望道顶着不放，毛泽东最终尊重了他的意见，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去办吧。”陈望道把新闻系放心地交给王中。王中大讲报纸的政治和商品的双重性，讲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当时报纸零售五分钱一份)，揭示了报纸的自身规律。可惜王中是一只报晓的公鸡，啼鸣的时辰过早了。毛泽东执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不点名批评了王中，一顶“右派”帽子也就盖在他的头顶上了。

　　在旧中国，夏征农因搞学生运动被捕，陈望道千方百计组织营救；在新中国，贾植芳被“摘帽”之前，陈望道担心他生活费不够用，但如果没有名堂地资助他，又伤其颜面，必难接受。他于是让夫人蔡葵上门送钱说：“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生性幽默的贾植芳当然理解陈望道的幽默，说，“他让我帮他花钱，我当然接受了。”

　　解放之后，陈望道基本上封笔，不再写文章了。即使每年一次的新生入学典礼讲话，他也只讲“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而且义乌官话，不易听懂。大跃进时期，集体编写教材几乎成了“革命运动”，但陈望道不紧跟，仍守着自己的底线，说：“这种东西，剪刀加浆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来，有什么意思？”学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要陈望道参加，希望他能说些鼓励的话，他不但没鼓励，反而泼起冷水，说：“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对发言者还进行了批评，说：“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的，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

　　硬骨头精神，是人文传统中不可或缺的

　　文人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宠辱不惊，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在复旦学人的身上光辉闪耀。其中代表人物有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贾植芳，有错划成“右派分子”的陈子展，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周予同。

　　贾植芳：把人字写得端正些

　　贾植芳一生坎坷，经历过四个历史时期，坐过四次监牢：北洋政府、日伪统治、国民党、甚至解放后在极“左”路线迫害之下……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读高中时，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收捕。经伯父花了一千银元才把他保出来，就此亡命兼留学去了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他途经徐州，又被日本人抓了起来，不久释放。1947年，国民党要他供出胡风的藏身处，他说了假话：“我不认识胡风。”结果被投进监狱。1955年在胡风事件风波里，主事者要他交待与胡风的关系，这次他“不识时务”地讲了真话：“胡风是我的朋友。”不消说，他再次“回”到了牢里。

　　在探访中，我们见到了贾植芳先生，他名副其实是一位“复旦老人”了。他说：“当年的复旦教师中，陈望道翻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他的话语是一如既往的“牛气”，可爱至极。

　　批判胡风思想时，贾植芳去北京，住在他的哥哥家里，哥哥劝他：“要同胡风划清界限，或者像舒芜一样，反戈一击。”贾植芳自称他那时性格暴躁，认为胡风无罪，兄弟二人谈话顿成僵局，他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走向的机会。

　　历尽劫难，贾植芳不文人相轻，不卖友求荣，这是贾植芳用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在审判他时，要他交待胡风的罪行，他反而责问：“胡风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在入国民党监狱时，一位共产党人告诉他要活得像个人样，他奉为人格的宗旨。监狱生活磨炼出他的“把人字写得端正些”的人生探索，十年铁窗，贾植芳没有乱说乱写，没有悔过。

　　在复旦，也因批判胡风思想受株连的章培垣，在逆境中编《洪□年谱》，被学界认为是功力扎实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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