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监督的政府主导经济滋生官商勾结

    作者：邓聿文

　　“9·22”这个官煤撤股的大限已经过去几天了，除了贵州有100多名党政官员主动撤资撤股以及湖南破获一起32名党政干部入股官煤勾结大案外，并未见到其他相关撤资报道。现在已经很清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每起矿难背后都存在的问题，而政府对清理官煤勾结也下了狠心，出台了“最后通牒”这样的严厉措施，然而，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一些

官员竟发出了“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声音，由此可见，官商利益共同体到了何等牢不可破的程度。

　　那么，官商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背后，又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切断官员与煤矿的黑色利益血脉。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官商共同体自古有之。作家韩少功在一篇名为《人情超级大国》的文章中曾指出，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伊始到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中国社会的产权形式都由“公私共权”而一脉相承。韩所指的“公私共权”，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官商共同体。只是今日的官商共同体，无论规模、程度及所带来的危害，都是过去远不能比的。我认为，这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转型期未受监督的政府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同时通过政府补贴、政府合同、发放许可证等多种方式，诱导企业决策符合国家意志，企业也通过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影响着政府的决策。由此，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发展模式既有着官商合作共同促进产业发展的优势，又容易形成政商官相勾结的“金权政治”———企业家为获得政府补贴、许可证等而用金钱结交政府官员，政治家为竞选筹款而贩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双方互有需求而结成利益共同体。

　　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是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发展模式。所以在那里，官商勾结也很普遍。中国虽然没有竞选政治，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为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对资源的调配权力，直接将企业纳入行政管理范围，既对企业提供经济后盾，又施加控制权力，两者结成了共同利益团体。

　　尽管政府掌管了资源的配置权，但如果官员的权力能够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种利益共同体，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官私共有、公私共权”的官商共同体的。正因为不受监督或监督不到位，官员才会利用对资源的控制权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企业家也才会想方设法诱惑权力。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一方面，政府手中掌控着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与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权力相比，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却非常软弱。所以，官商勾结现象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川省纪委去年查处的以原四川汉源县委书记汤福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为主体的官商利益集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1998年，汤任汉源县委书记，彭氏兄弟为其“出资”30万元，在自己开办的公司入股，汤每年坐收红利、过节费20万元。为牟取非法利益，彭氏兄弟还通过送干股、分红利等手段拉拢汉源县党政干部，寻求权力庇护，从而得以长期操控县域经济命脉。到案发时，这个利益集团操控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2亿多元，占汉源县国有资本法人企业注册资本金的76.92%和私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64.30%。此外，彭氏兄弟还分别当上了县人大副主任和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直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见《瞭望》2005年第22期)

　　没有比这种近乎掠夺和搜刮的形式更容易积累财富了！在转型期，这种“公私共权”的产权形式，也许是最能够让官员和企业家双方满意的一种安排，这就是官商共同体在各地存在的秘密所在。

　　由此可见，要打破官商共同体的利益结构，一方面须改革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更要规范政府权力。政府的行政行为对形成一个好或坏的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它是治理经济秩序的关键。

　　中国青年报9月27日“冰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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