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学术标准化我们无法逃避

　　退学是需要理由的，而王垠同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纪录———公布了一份长达1万7千字的退学申请。很显然，这篇以“清华梦的粉碎”为题的万言书更像是一份申诉指控：由个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体验，而“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最后得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的结论。语出惊人，哗然一片。

　　王垠梦碎清华只是一个“孤立样本”

　　如果仅仅从“科学论证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耸人听闻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王垠似乎从来没有反身自问过自己的论证逻辑：凭借个人的挫折遭遇可以推断整个

　　更遑论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家都会轻易指出，这是由“孤立样本”所得出的“严重过度推论”。

　　科学家在主张自己论点的时候必须对“反例”做出解释。而对于王垠来说，他的困难在于如何面对几乎不可反驳的大量“不利”证据：毕竟有许多人实现了自己理想中的“清华梦”，毕竟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是造就了许多人才甚至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这就是说，王垠感到粉碎的不过是他“自己的清华梦”，也因此，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的有关人士称，王垠的退学决定仅仅是“个人行为”，这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仅仅从“论证逻辑”角度来看待王垠的退学及其申诉的理由是不公正的，甚至是粗暴的。因为除了某些过激的言辞以及多少有些夸张的“过度推论”之外，王垠在“万言书”中表达的许多体验与观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同情与共鸣。

　　任何一个敏感的社会观察者都会意识到，王垠这个“我的一生与中国教育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孤立的个案，其中可能包含着值得重视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的”的因素。我们的教育体制并不是没有弊端，并不是不需要思考和反省，而王垠的梦想幻灭的确可能触及了某些问题的要害。

　　“挺王”与“贬王”两种极端立场需摒弃

　　因此，如果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建设性的反思态度，我们首先需要摒弃“挺王”与“贬王”争论中两种极端的立场：一种是宣判现行体制完全荒谬，将王垠的退学决定升华为一个“万世皆醉、惟我独醒”的英雄主义行动，而其余能在这个体制中生存的学生(包括其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都不过是委曲求全的市侩或者欺世盗名的骗子；一种是坚持认为体制的完全正当合理，而将王垠对体制的不适应看作是“任性”与“不成熟”的咎由自取，是某种“神经病”(比如，社会认知与交往的人格障碍)的症候。

　　这两种极端的立场都会妨碍我们接近真实，也无助于我们对体制做出建设性的批评。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指出王垠可能的偏激与盲点，也应当去探究他可能提供的洞见与启示。

　　体制的规则不可能为一个人设计

　　作为一个极具科学禀赋的年轻人，王垠对目前教育体制的不满集中于两点：一是中小学以及大学本科时期的“应试教育”模式，一是研究生培养时期的“论文发表”模式。在他的经历与体验中，这两种主导性的模式都没有激励和发展他科学研究的理想和才能，反而压抑和挫伤了他最初的梦想。如何来思考和判断这种带有亲身体验的批评性意见？

　　王垠当然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对“应试教育”和“论文发表”评价机制的弊端提出指控的人。

　　对此，一个似乎不无根据的反驳是：你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体制？体制的规则不可能为你一个人设计，不可能照顾无穷多样的个别性，教学和研究的评价体制必须“标准化”才可能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考试和论文发表是现代教育通用的评价方式，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你想去美国

　　标准化的确有其弊端，但(说得深奥一点)这是“现代性”建制的必然代价。离开考试与论文发表，你还能发明一个既通用有效同时又不失公平和方便的评价机制吗？套用莱布尼兹的话说，“这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标准化机制难免会埋没一些个性极为特殊的人才

　　从这种辩驳的立场来看，王垠同学的确有必要反省自己是否对美国或者西方的教育体制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否则当你走遍世界之后，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很容易变成一个“绝望主义者”。在现代世界的教育与学术建制中，你必须在坚持科学的创造性追求的同时学会面对与克服“标准化专业制度”的挑战，因为这两者之间既互为冲突又相互支持。离开了专业制度，没有人(包括你自己)能够正当地评价你的“创造”是否具有价值。

　　科学事业是一个共同体的事业，一个课题的价值、一篇论文的价值，必须服从共同体的专业评判机制，用主观感受(“我感到”、“我觉得”之类)来作判断常常是轻率甚至是荒谬的。科学共同体也有一个淘汰选择的机制，再合理的标准化机制都可能有“失误”，都可能会埋没一些个性极为特殊的人才。除非你是一个旷世奇才，否则你要么适应这个机制，要么成为这个机制“正常运转”的代价。在现代性的知识生产模式被彻底打破之前，没有人能逃出这个严酷的命运。(上)

　　□刘擎(上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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