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往源远流长，但是真正的相遇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583年意大利的传教士登陆东方。这次相会以弘扬上帝为目的，他们把传播基督教的存在视为使命，所以我在广泛的意义上把它称之为文化的相遇。第二次相遇是18—19世纪转型的过程中，这次相遇是以武力的、船坚利炮的强权形式出现的，在中国我们大家一说到这次相遇总要提到两次鸦片战争，在第一次相遇中，其实主要的舞台不在中国，主要的舞台是在欧洲，由于这次的相逢中国主要在经营的层面，从明代的皇室，在故宫中有一个天主教的小教堂，但是在上海和另外一些地区
比如是在肇庆，老百姓的层面进入基督教的是非常多的，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梵蒂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大主教区，在上海已经有了8万信徒，这是上海人口的1/6，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在后来的几次反宗教的过程中，人数是升减不定的，那么第一次的主要反馈、震撼在欧洲，引起了18世纪叫中国礼仪百年之争。这次使得所有的欧洲思想家就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大家也知道，黑格尔开过七次中国的讲座，伏尔泰把中国的《赵氏孤儿》翻译《中国孤儿》这本书翻译成了21种文字，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像伏尔泰一样的思想家，他们基本上都是亲中国的，但是有一位不怎么喜欢中国，就是孟德斯鸠，他在1956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专制”的概念，所以即便是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有一种深刻的分析，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无论你的态度如何，是不可以忽视中国的。在18世纪，在贵族的花园等都有中国的瓷器，当时是通过传教士的途径来了解中国，所以我把第一个阶段文化相争的时候，归纳成积极性的误解。这个积极性的误解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状态，但是由于有了这种符号的力量，你借用符号的力量实现一些愿望。在中国曾经被利用的第一次，是利用被认为中国达到一个辉煌的时候进入西方，在西方的时候，如果有了这样的文明，但是没有上帝的存在，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宗教和世俗的分疏。
第二次相遇的主要战场在中国，我没有说“舞台”，是因为它确实是一场战争，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翻开中国的近代史，让大家感到很悲哀的血泪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在我们这个地方，有虎门炮台，所以我们可以在最后一天参观一下，虎门炮台是1842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打进了中国就是在这里开始了第一场西方世界像中国的铁蹄践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认知中的盲区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学校、第一批现代医院、中国的第一批杂志、中国的第一批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就是所谓的NGO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时候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发生了武力的接触。一个是跟第一次很相似的现代化传播，我们的新教徒不再单纯像第一次一样，只去引进、传播上帝，其实第一次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熟悉，利马窦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工具性的手段——科学。当时的科学意识是工具、技术、策略性的。到了19世纪，科学、理性、各种思想的引进都由传教士引进。这变化是很明显的。在第二个阶段的相遇就有两条线同时进行。
第三次相遇就是我们此次的相遇，有待于我们所有的参与者去共同创造。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三次相遇有三次不同的历史情境。
经历了在近代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迁，所以整个中西相遇的过程和整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艰辛是相互伴随的，再具体一点说我觉得是从神圣性世俗化变化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就在神圣性下降的边缘开始了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具体说耶稣会教到中国，是因为他们被从基督教赶出来，被流放了，在基督教最辉煌的时代，向其他国家传教的人恰恰是被基督教排斥出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两个世界存在了种种历史、文化的差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在座有葡萄牙澳门基金会的朋友，他们对这段其实是很好的专家。从葡萄牙的商人、西班牙的海盗来到中国的南海岸频繁的活动，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就不可以分离了，所以我们至少拥有着400多年的共同历史。我认为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分梳出来，这种历史是不够深刻、全面的。这是一个大的共同的历史，首先我请求大家可以接受一个共同历史的视野，而不再是两个视野。
在三次的相遇中我觉得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情景：第一是由于丝绸之路中断，海路开放，使得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文明，在整个基督教中我们知道是基督教战胜了伊斯兰文明，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次相遇放到一个我觉得叫多神圣时代与英雄时代的交替。当时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康熙皇帝一个是路易十四。你们在座的各位可以找人来拍《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这一定是很好的电影。这是第一次相逢，这次相逢我说过是文化性的、精神性的，这是精神的找寻，尽管在宗教的追求中，我们知道由于精神性，所以它一定是个人的，信仰一定是个体侧面的。我们的第一次相逢就会发现在整个的神圣性、唯一的上帝的情境中，我们进入的第一次是神圣性的，所以利马窦就直接进入跟中国感知的过程，直接有中国的精英跟他进行交流，他们会关照他，这种关照是人与人之间的，我们今天的这种关照比那时候小多了，我们基本上都是宏观的历史，这是第一。但是既没有文化的概念也没有种族的概念更没有国家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这些西方传教士都是多国的，路易十四可以派意大利的传教士，所以这时候这些概念是没有的。
现在我要说第二次相逢。第一次提出种族的概念和第一次提出种族优劣概念的，很不幸是我们法国的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在1749年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学术著作《种族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种族的概念，而且第一次谈到了有色人种是低劣的，后来也谈到了黄色人种相对于白色人种是低劣的，这都是18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事情，所以文化的概念是非常浅近的，所以文化一成不变、文化不可沟通都是我们自己建立了。第二次相逢也就是18—19世纪的过渡期，这次的不同是正在民族轰轰烈烈的建构中，所以人民的主权意识越来越强盛，第二欧洲完成了它的自然、科学、生物、工业革命，西方再也不需要它的孪生兄弟——中国。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说中欧论坛不说中非、中美论坛，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有一种历史的情节，这种历史情节从来都没有消减过，因为全世界只有两个古老的文化，一个是欧洲一个就是中国。但是这一次由于民族国家的强权，人们的使命感是民主、强大的国家的，在这种使命感中就产生了全方位征服自然的活动。
第二阶段我们叫英雄时代，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剩下的就是英雄，各个国家的领袖，英雄时代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到了今天，我们达到了第三个悖论，我们世界由理论和宗教的解脱进入了对理性、科学宗教的崇拜。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追求一种理性的所在，现在由于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了，所谓张口就是科学，闭口就是理性，使得我们开始出现了精神危机。中国本身在这次相遇中，它的变化也很有趣，也就是说西学进来的时候和整个演变，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把西方学问一开始叫夷学，然后是西学，到了五四的时候就是新学，所谓的新学就是没有批判了，现在说西学以后是一种学问，认可它的生存、它存在的道理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有他的道理，第三是西学，我们就是应该全盘西学，中国人开始由自大变成自卑，直到最后我们出现了自大、自卑参半。第三次也就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相逢，我还要说三次相逢、三次历史情景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做的就是人类的，这就是在座的一直在近30年一直鼓吹的，就是新的人类意识，这是新的情景，在三种不同的情景中，我们面对了不同的课题：第一次是信仰、第二此是理性，第三次我们既不能是信仰也不能是理性，可是我们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自然问题。只有在自然问题的大框架下我们才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结构，去共同面对。
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回答的就是“三位一体”的本体论，我们要一起回答这个本体论的问题，三位一体就是“存在、知识、权利”，我们是谁？谁是我们？我们不再仅仅是中国、欧洲人，所以我们有共识的空间，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所以人类的共同空间通过新的技术获得了，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刚才说所有人的灾难都我是的灾难，那么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谈的就是知识问题，通过我们的知识，然后来看我们能做什么，也就是我们的权利，原来的权利是我要权利您去承担义务，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们需要共同实施我们的权利，去共同承担我们义务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一起来回答我们本体论的三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现代国家主权时代，到了最近这30年经济人占支配地位，经济人是我们社会主题，行动者的时代正在走进一个生态人的时代，任务就在于在一个小的空间，我们南沙论坛就成为一个大的协奏曲中的一个独特的畅想曲，由大家共同去寻找出路。
相关专题：南沙中欧文化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