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桌：“十一五”规划重在执行

　　【嘉宾排名无先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迟福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丁元竹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十一五”规划减少了指令性，以社会发展目标取代了单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在新的情况下，“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该如何得到保障？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研究和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未来的“十一五”规划将贯彻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包含推进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等诸多内容。《国际先驱导报》邀请关注“十一五”规划的专家，对新的五年规划做出评析。

　　“计划”改“规划”体现政府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注意到“十一五”是“五年计划”首次由“计划”改为“规划”，这一字之差，反应出了什么信息？

　　迟福林：“十一五”时期，预计我国的改革将发生三个大的变化：第一，由微观体制改革向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二，由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向垄断性领域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三，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

　　“计划”改“规划”体现了政府的转型。改革的推进和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客观上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之一。“十一五”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各项改革会有新的进展。

　　规划周期应与政府任期一致

　　问：“十一五”规划怎样才能保证得到高效和可评估的执行？

　　丁元竹：目前，我国规划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方面：规划无保障、实施无主体、落实无监督。我国每一次规划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最后执行却没有保障，例如，我国早在“八五”期间就提出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但20年过去了，没有具体的措施做实施的保障。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规划期与政府的任期不一致，规划刚实施两年，新一届政府就上台，新政府采取的政策与前任有些地方缺乏连贯性，这导致五年规划作用打折。另外我国人大很少对五年规划进行监督，审计部门也不会对规划的实施进行审计。

　　我建议调整规划的制定周期，使其与政府任期相一致，把规划作为政府工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这样，把政府作为规划的实施主体，人大作为规划实施的监督主体，为规划的实施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迟福林：“十一五”规划得到好的执行，需要建立改革统筹协调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门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不能因怕出问题而不改革

　　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十一五”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十一五”规划对政府改革提出了哪些要求？

　　迟福林：“十一五”政府转型应该以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这就要特别强调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深化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外，还需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并按照这一目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丁元竹：政府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各地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基本都叫做社会发展规划，社会事业的范围很广，科教卫生旅游这些都是很实在的，各级政府愿意去抓，但涉及其他意义上的社会事业发展，政府部门不愿意去介入，所以我想我们在管理体制上面要理顺这个关系，以社会事业为基础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另外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关系要理顺，要根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建立公共事业的服务，同时要多渠道增加社会收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员社会资源来发展社会事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樊纲：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务实的态度应该是不能怕出问题，而且不允许不改革。

　　问：“十一五”除了政府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也是关注的重点。“十一五”期间金融改革该如何突破？

　　樊纲：目前资本市场改革已经破题，现在正需要加快进展。首先，应当通过五年的改革，使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本的职能方面能够正常起作用，进而使相关的

　　相关专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