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傅国涌专栏
杭州《每日商报》近日刊出一篇《丢了干部身份 堵了进京门路》的报道，2002年大学毕业的张先生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户口、档案都在浙江老家。今年，就在他所在的公司要为他办理人才引进、落户北京的手续时，北京人才服务中心发现他不具备“干部身份”，因此不能办理人才引进手续。什么是“干部身份”？据有关部门解释，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能获得“干部身份”，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满一年即见习期满一年时，通过办理转正定级手续之后，才可以获得这样的“干部身份”。到目前为止，如果要调入事业单位或者户口要迁入北京、上海、深圳等热门的大中城市，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干部身份”，按照“国家干部”调动的方式才能完成，否则只能是“打工者”，“干部身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不难看出，从户籍制到一整套档案管理制度，再到“干部身份”都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一个很少有社会流动、一切只要按上级指令行事、非市场化的计划控制型时代，强调“干部身份”、户籍出身等也许都是正常的。换言之，所谓“身份”也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几年之后，在经济已经全面迈向市场化，并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当我们蓦然发现“干部身份”依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未免有些感慨。
浙江省人才交流中心有关人士告诫大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以后想到北京、上海等地发展的，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干部身份”问题。他说，“现在社会上普遍忽视身份问题，认为只要能创造业绩就可以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观点往往会害了毕业生。”老实说，“社会上普遍忽视身份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表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人们在观念、价值、思想层面已逐渐摆脱旧时计划经济的影子，不再把眼光死死地盯在“身份问题”上，而是更看重工作业绩，变得更务实了。可以说，人的观念已经开始变了，没有变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顺延下来的那种“干部身份”制。事到如今，仍然强调这样的“干部身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实际上是大不吻合的，因为它早晚必将在改革中退出历史舞台。
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差别首先是天赋、才能和努力等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不同身份的差别。要说身份，也只有一种身份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那就是公民身份，至高无上、不可亵渎的公民身份，有尊严、有权利的公民身份，任何人、机构、公司都不敢小看的公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相比，包括档案中的“干部身份”在内的其他什么身份都是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假如说，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的话，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应该是公民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只有公民身份。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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