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重新发现故宫

　　80年的守护者

　　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似乎才真正宣告了那个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彻底分离。1924年，溥仪出宫，由清宫代表、军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组成了一个故宫善后委员会，时值国家政局混乱，人心惶惶，紫禁城以及它历经300年的档案和文物收藏该如何评判其性质？在当时也是一个各方势力和不同思想纠缠的节点，清宫遗老想当然地视其为溥仪私产，混乱的军

阀把它看成是失去主人的宝贝伺机偷掠，而日本的银行及很多外国使馆在东交民巷张着网等待着来自故宫的伟大的艺术品，当时的亲日报纸《顺天时报》甚至有文章提出把故宫交给日本来管理。为杜绝这些力量对故宫文物的觊觎，故宫善后委员会中经过短短一年的清点，在1925年仓促地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并且把成立的时间定在辛亥革命的纪念日10月10日，其中的深意就是提示社会各种力量，这个特殊的博物院及所藏文物的价值与新时代、新国家同等。尽管如此，在它成立之初，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干扰不曾间断，所以当时院方的公函文书，在具体事宜陈述之前总是不断地重复故宫博物院“关系吾国文化”这个理由。1928年甚至还有国府委员提案废除博物院、分别拍卖所藏物品，这个提案竟然被国府批准通过，博物院的专家们再次联名报告，强调博物院的成立是为了“保存数千年来吾国文化之精粹”，在那些元老们的政治周旋中，故宫才名正言顺地保留下来。

　　80年后，“故宫博物院”所守护的紫禁城以及所藏文物，在城市的变迁中显得与新时代、新城市的对比更加强烈，然而，时过境迁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增加了它叙述往事的力量。

　　紫禁城，即使在现代建筑的重重包围中依然不减它对我们视觉上的震撼，而在情感上的冲击则会联结起中国文化对生活的一整套理解。

　　昔日北京城以紫禁城为中心而规划设计。按照中国星象学的理解，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是天帝所居之处，天人对应，皇宫称紫禁城。《周礼·考工记》的“营国”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凡都城要设12门，四周城墙每面三门。明清北京城承袭的是元大都旧城，但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不仅尊重儒学礼数，同时又奉道学之说。道学讲，“阳主赢，故乾为在南，全用也。阴主虚，故坎位在北，不全用也。……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不全见，东西个半也。”元大都的北城墙就只设两个门，表示北不全见，所以老北京就也只设11个门，南面有右安门、左安门、永定门，东面有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西面有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北面只有德胜门和安定门。

　　南起永定门穿过紫禁城北到钟楼的中轴线算得上是最为浪漫的城市理想，整个城市的生活在中轴线的两边展开。北端的钟楼每晚初更、午夜三更、次晨五更响遍全城，由宫廷銮仪卫派旗鼓手专司其事。故宫老专家朱家说他小时候每天听到钟声“觉得很好听，又很严肃”，1924年，取消了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的优待条件，“銮舆卫”就没有了，从此北京的钟鼓声停止了。

　　为了实现新的理想，这个表达旧理想的老城从1912年开始几经拆改，迅速地成为被追忆的往事，郁达夫追忆起的老北京是“典丽堂皇,幽闲清妙”的，在这样的赞美中他所指的不是审美的建筑，而是在其中展开的日常生计，即使是作为建筑理论家的林徽因在40年代描述北京时也没有从建筑美学着眼，而是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言的变迁”。

　　幸而有故宫元老那样的守护者，故宫尚存，但它决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一组伟大建筑，也决不只是丰厚的珍奇文物，因为那根本就是我们的往事本事。往事所拥有的力量不仅形成记忆，而且指引想象，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关于北京记忆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动词化的记忆构成了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故宫的守护者们所守护的不仅是我们的往事，还是我们的生活。主笔◎舒可文

　　你所不知道的故宫

　　主笔◎蔡伟

　　北京和台北:两岸故宫的家底

　　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内西侧的平房办公区内，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起刚参观了故宫的台湾学者李敖的“忏悔”:“过去我说大陆故宫有宫无宝，台湾故宫有宝无宫。我认为我错了。要为此忏悔。”在清逊帝溥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时，宫内许多最珍贵的文物被溥仪带走，并就此流失。此后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存放在南京的许多故宫南迁文物精品被运往台湾也早已是人所皆知。“有些国家领导也曾经问过我，两岸故宫的宝贝到底哪个更多？”郑欣淼当时的回答是，总体上，还是我们的多。但他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非要两岸故宫比出一个高下，而是要弄清楚故宫的旧藏，搞清我们的家底。”

　　其实早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直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就开始边对外开放边清点文物藏品，同时整理出版藏品目录。1930年3月基本清查结束后，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总共登记了117万余件物品。除了1949年运往台湾的故宫南迁文物，台湾“故宫博物院”后来还收集了5万多件文物，总数达到了65万件。“台北‘故宫’的文物虽然有65万件，但其中38万件是北京故宫的院藏清宫档案，17万多件是旧版图书。”经过郑欣淼这样解释，台北“故宫”除却档案和图书之外的文物应该在10万件左右。

　　时至今日，两岸故宫的收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在50至80年代，先后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丰富收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提到，解放后，故宫也从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解放前流落在东北，解放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购，价格好像才6万港币。后来一纸调令，最后就从辽宁博物馆调到故宫。至今《清明上河图》上还有辽宁博物馆的印章。”

　　解放后故宫文物的流动其实是个双向的过程。肖燕翼告诉记者，在承德

　　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繁杂的数量，存放得杂乱以及藏品不断流动和增加，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工作至今仍在继续之中。郑欣淼说，80年代，原明清档案馆部划出了800万件档案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这栋在50年代修建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就在西华门内的故宫西墙内，正面临被搬离的探讨。数百万件清代文档中的绝大多数在本世纪初几乎要被化为纸浆。完全是因为许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最终得以保留。不过除了图书和档案之外，北京故宫上百万件馆藏文物在数量上还是远远超过了台北“故宫”。

　　故宫不少专家试图对记者澄清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文物往往被认为是古玩。过去故宫大量重要的宫廷藏品和档案从未被列为文物。郑欣淼认为，这个文保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狭隘观念多年来带来很多教训。“比如故宫图书馆善本特藏已建账图书有19.54万册，此外还藏有二十余万块珍贵的印书用书版，这四十余万件本来应该全部列入文物账目进行管理。故宫至今仍有十余万件被称为‘文物资料’的东西，比如2.6万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一直被认为量大质不高而被列为‘资料’。还有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建筑模型)。这些宫廷藏品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故宫未来的修复也起到重大作用。此外还有皇帝的头签，皇后字画等，过去都没有算文物，而是作为宫廷遗物。现在我们对文物的观念已经扩大到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物，也应该保留。”郑欣淼特别提到故宫一件荒唐的历史并感到惋惜，“有一件事情说起来很典型。过去故宫有一个乾隆皇帝的马鞍子，上面镶有一个精美的钟表。后来我们把钟表挖下来安置在钟表馆，然后把马鞍子扔掉了。”

　　“过去故宫不重视古代宫廷文化。以前院里在账文物有90多万件，对外号称百万件。现在终于开始对于宫廷文化重视起来(过去叫作宫廷物品)。这样算起来，一下子就多出来50万件文物。”肖燕翼说。目前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一个从2004年至2010年的7年规划，集中7年时间，对全院藏品及所有库房、宫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和整理。郑欣淼估计，经过清理，按照国家关于文物藏品的标准，故宫院藏文物总数可从现在的100万件增加到150万件左右。

　　虽然北京故宫文物的数量多于台北，但是精品是否真的都在台湾呢？有趣的是，台北“故宫”早已评出了院藏“十大国宝”，此外，网络上由观众评选出的民选“十大国宝”也已出炉。而正如肖燕翼所言，故宫至今没有评过所谓的十大国宝。“我们现在按照新文物法，将文物分为四级。一级文物就是通常说的国宝了。但是我们这里国宝级文物太多，的确很难挑出所谓十大。”郑欣淼院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困难:“比如我们馆藏有15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说全世界出土的青铜器，十分之一都在故宫。就在这里面挑出10个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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