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为了表达对抗战以来逝去的朋友们烧心熬骨怀念之情，为了让在黑暗寒冷的环境中生活的读者看到中
国还有不少心灵纯洁美好的人，巴金把自己所写的八篇怀念抗战期间逝去的亲友的文章，编成了散文集《怀念》。这些散文是
巴金八年来在记忆和悲痛中陆续写成的，所怀念的八个人中，除他的三哥李尧林外，其余七人都是他相交十年以上的亲密友人
：作家罗淑(世弥)、王鲁彦、缪崇群、陆蠡，教育家陈范予，文化工作者林撼庐，中学教师施居甫。女作家罗淑因产褥热死
于成都，作家陆蠡在“孤岛”上海殒身于日本侵
略者的屠刀，其他六个人，都是在贫病交加的日子里患肺病而死的。巴金以深
挚的情怀、朴素的文笔，“凭着记忆和感激抓住他们的一言一行”，展示出这些年龄不同、职业相异而同为平凡人身上的高尚
情操。这些感人的怀友之作，是巴金散文中极有光彩的篇什。在《前记》中，巴金用真切的语言概括了他所怀念的八位亡故亲
友的共同品格，他说：“那些人虽说平凡，却也能闪出一股纯洁的心灵的光，那是一般大人物所少有的。他们不害人，不欺世
；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重‘给予’而不求‘取得’。他们是
任何人的益友。”巴金一贯看重这样的品格，因此，他特别推崇具有这样品格的友人，对他们长念不已，难以忘怀。在抗战的
艰苦环境中，在胜利后令人忧虑的日子里，巴金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心灵的追求，正如他所说的：“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
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20世纪40年代最后三四年，是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期。巴金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岗位，默
默地工作着，急切地等待着。
愚昧的牺牲
在《静夜的悲剧》中，巴金除继续表达自己对马拉这位“人民的朋友”的敬爱，对他的遭刺的悲悼之情外，主要针对
当时两个年轻人的狂热行动，抒发自己的感想。他所写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25岁的法国贵族少女夏洛蒂哥代，她崇尚英雄
主义，梦想以自己的牺牲给法国带来幸福。由于长期受贵族和吉隆特党人诬蔑的影响，她颠倒了是非曲直，把仁慈、节俭、爱
人民的马拉，当作一个喝血嗜杀的恶魔，把深受人民爱戴、毕生为法国人民奋斗的马拉，当作一切邪恶的根源和造成法国灾难
的原因。她独自携刀入室，刺死了正在澡盆中工作的马拉。她以为自己完成了一件伟业，从容地走上断头台，勇敢地死去了。
另一个年轻人是德国人亚当鲁克斯，他对哥代的行动极为崇拜，并狂热地爱上了她，愿意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哥代死后三个
月，鲁克斯怀着“为自由而死”的感情，登上了断头台，他也死得很勇敢。巴金称哥代刺杀马拉是“愚蠢行为”，称鲁克斯是
“大傻瓜”。针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狂热行动，巴金指出：“在那个时代似乎人们常常把死看作净化心灵的试炼，每个人都愿意
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谁都会勇敢地走上断头台，可是错误的理想并不曾因为得到那些生命的栽培就开了花。……”“革命
并没有被哥代的匕首摧毁。人民仍然在往前走。”巴金一贯称颂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但在这篇散文中，他明确
地对“错误的理想”献身作了严肃的批评。他以哥代、鲁克斯的殉身为例，说明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并无补于“错误的理想”。
巴金还指出，法国革命史作为一部争自由的历史，“主要的斗争是为了‘权力’、‘权利’和‘阶级的利益。”他更意味深长
地强调：“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倡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
至少愚蠢的行动。‘聪明’和‘愚蠢’的斗争也是！”显然，1947年巴金再一次重提法国大革命，批评为“错误的理想”
献身的“勇敢”行动，强调革命行动中的“聪明”和“愚蠢”的斗争，决不是单纯地追寻历史，凭吊古人，而有着强烈的现实
针对性。1948年底，上海《大公报》的另一个副刊《大公园》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发表了巴金给朋友信中的一段手迹
：
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
这一句写给友人的话，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巴金当时复杂的心境。
(节选自李存光《巴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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