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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4:51 成都晚报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 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 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
世主。事情就是 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 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 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 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 :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 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 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 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 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

  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 ,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这次的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 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 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 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 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

  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 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紧张,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 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 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 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 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 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 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 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 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 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 ,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

  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便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 。

  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 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着, 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 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 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 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 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 清醒了。选自《巴金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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