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是学者也是企业家

　　席酉民是校长，是学者，是企业家，更是教育家，标准的“多栖人”。作为记者，我接触的人不少，但却仍然惊叹于席酉民所做工作及所担任职务之繁芜。

　　席酉民的“第一栖”是行政工作。从1998年开始担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现任西安交大党委常委、副校长，同时兼任交大产业集团董事长(该集团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和三十多家子公司)、交大教育集团理事长(该集团下属城市学院、正在与英国知名大学合作举办的国际学

院、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和思源学院四所独立股份制学院以及网络学院、附中、附小等)、交大康桥集团董事长(原交大后勤集团改制而成的独立股份制公司)和三所校外研究院院长(分别是交大苏州研究院、交大上海研究院和交大深圳研究院)。用他自己的话说：校园里面的事只参与讨论和决策，主要管理校园外面的事。

　　“第二栖”是教学科研工作。作为交大管理学院的前任院长，他同时担负着工商管理学科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的职责，不但要负责规划学科发展方向，指导研究生和给博士生、硕士生上课，给本科生开讲座，还要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从事和谐管理、上层领导团队和群体决策行为、网络组织的行为和数理分析三个方向的研究。

　　他的“第三栖”是社会和学术团体工作。他是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市人大常委，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和评审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及管理学科部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委员会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现代化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等，如果要将这些头衔全部印在名片上，恐怕要翻页了。为此，他每年要参加几十次学术会议，进行几十场学术报告，同时还要参加人大、政府的各种会议。

　　如此繁多的工作和职务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如果只是图个虚名，倒还罢了，但席酉民却是每件工作都做得好，称职。和他接触时间长的人知道，他的电话并不多，也没有那种琐事缠身的尴尬，相反倒显得游刃有余，这不得不令人诧异。对于我的诧异，他给我的解释是：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是席酉民从1984年开始钻研的学术项目，到今天，和谐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在全国各地有着众多的跟随者和协同研究者。用自己创造的理论规划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我想应该是件难得的乐事和幸事。于是，顺着他和谐理论的思路，我开始探寻他的人生轨迹。

　　(一)

　　我对无花果的兴趣最初是来自于其名字。常识告诉我们，开花结果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像人类做事一样，先有过程和形式，后才有内容和结果。尽管我也知道形式为内容服务，同时也懂得人们常讲的要先务虚，后务实。但也许是价值观或个性使然，我比较讨厌形式和务虚，喜欢直指目标和内容，实实在在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做事。因此，当我听到无花果这个名字时，就一下子喜欢上它，实际上是喜欢它那种只结果不开花的性格。我欣赏无花果，于是也欣赏像它那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甚至具有它那样性质的各种行为。

　　——《席酉民管理学随笔·无花果集》

　　2005年，在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管理名家文丛”中，有席酉民的三部管理学随笔集，分别名为《管理之道：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又名仙人掌集)、《管理之道：游戏规则与行为》(又名林投集)和《管理之道：混沌中的秩序》(又名无花果集)。三部管理学随笔用专家和老百姓都可以看得懂的飘逸文字阐述了他钻研管理学多年的心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学者读后评价说：其中有些小短文提出的问题可以作篇博士论文了。而在《无花果集》的序言中，席酉民更是将自己为人、为学的风格归结为“无花果般的行为方式”，凡了解席酉民为人的，都觉得这个比喻精到得很。

　　1981年夏天到次年春，在陕西机械学院物理师资班学习的席酉民面临毕业。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报考李政道在中国内地首次招收的研究生，第二是报考心目中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西安交通大学。两个选择都很有吸引力。一度犹豫不决的他两边都报了名，想同时准备。但后来他发现这样不是个办法，虽然他拿到的李政道先生研究生报名西北地区001号准考证似乎暗示着一帆风顺，但是他不敢用自己的前途去赌博那么渺茫的选择，在临考试的关头放弃了前者。再说他所学的物理学对报考的交大系统工程学科考试有着天然的优势，看起来这一选择似乎更有把握。果然，他的物理学优势，他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稳重的学风使他在竞争中胜出，1982年，他顺利考上了交大汪应洛教授的系统工程(管理)学研究生。

　　80年代初，中国的管理学科尚未起步，交大的系统工程(管理)学科也是首次开设，因此，可以说，席酉民是国内最早开始从系统工程角度进行管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一批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凭着开阔的思路和扎实的学习态度在学科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对他一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赶上一个重大的人生和学术的契机。

　　198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立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进入前期论证阶段。但是由于中央最初决定的150米水位的方案遭到了许多政协和科学界人士的反对，所以中央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论证。汪应洛教授是当时国内系统工程学科的领袖，再加上他和国家科委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当国家科委准备对三峡工程进行综合论证的时候，导师就将席酉民推荐到国家科委。于是，从1983年开始，席酉民就在国家科委进行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价和能源规划的研究。

　　三峡工程属于超大型工程项目，横向看，工程涉及生态环保问题、工程技术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经济财政问题等等，没有一个综合有效的评价机制，很难进行决策，如果仓促决策，必然会导致工程上马后出现诸多问题；纵向看，三峡工程是个历史问题，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李锐、林一山等都就三峡工程的建设提出过意见，林、李二人还就当年是否上马三峡工程展开过大的论战。开始项目研究后，席酉民认为，任何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的建设都应该考虑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问题，只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客观分析现实需要和工程实际情况，才能建设出造福未来的工程。于是，他在进行综合论证的开始，就对有关三峡工程的几十年决策历史和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通过历史性的纵向分析，他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自出现三峡工程这一说法开始，这一工程受政治因素、利益驱使和个人感情的影响比受科学技术的影响要大得多。同时，在当前的环境中，他也能明显感觉到三峡工程受着部门利益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举例来说，为了工程尽快上马，很多部门凡是对工程有利的说法就上报，对工程不利的说法就压制；而三峡工程本身所具有的防洪、航运、发电的三重作用，也依据政治和决策的需要被人为地突出某一部分。

　　个人因素、政治因素、部门利益、信息交流不充分等等不利因素笼罩着即将建设的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不是某个人的工程，是为造福整个中华民族而兴建的工程，要为人民为后代负责，每个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应该尊重事实，客观科学地分析。本着这种精神，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认真总结了当时所有可能考虑的42套方案，利用他们提出的综合评价方法和指标以及多指标会话式选择决策法、域扩展满意解权衡法、冲突分析模型、多指标模糊决策模型等对这些方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评价和决策分析，得出和推荐了2套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案，为决策提供了依据和有力的支持。以后，席酉民和其研究生在总结三峡工程几十年决策历史的基础上，撰写了十几万字的《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回顾》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类似三峡工程这样的重大项目，其决策一定要保证“三化加一透明”的原则，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及适当的透明度。同时出版了专著《大型工程决策》。这些研究报告和著作的出台不但坚定了他本人要尽最大可能对三峡工程的各种方案给出科学评价的信心，也对三峡工程评价和论证以及其他大型工程的规划和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工具。

　　席酉民参与三峡工程研究和论证前后有近十年时间。该项目论证的前几年成为席酉民走向成功之路的萌芽时期，也是他的和谐理论产生的萌芽时期。面对三峡工程这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席酉民开始逐渐形成了用系统的思想研究管理的实际问题的思路。他觉得任何一个系统的目标的达成，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部门利益的问题、信息交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减少成本，降低内耗，提高效率，是一个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

　　由于项目综合论证需要工程、水文、地质、电力、国防、经济、生态、社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参与和支持，所以在国家科委这几年，使他有机会同诸多领域的大专家和老学者接触，获益良多。像国家科委预测局的传凯总工，躺在病床上面对死神还研究和学习；像多位老水利专家对事业的专注和客观等等。记得有一天，一个中年男子推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向他汇报用模糊数学方法解决论证中的一些问题，他也没有问清来人是谁，就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他原以为自己的想法最多为对方做个参考，但是来者却觉得这个“年轻领导”的想法对自己非常有帮助。临走的时候，来者忐忑地说：“你能不能送送我，我们路上再聊聊？” 席酉民忙说：“非常抱歉，刚才光顾谈工作了，都忘了问您怎么称呼了。”中年学者说：“我叫汪培庄。”这一下可把席酉民惊着了，原来站在面前的这个谦恭博学的中年人就是如雷贯耳的我国模糊数学大师汪培庄。他连忙赔不是：“对不起，汪老师，慢待您了，我送送您。”路上，汪培庄和席酉民聊得很畅快，双方都感觉对自己教益很大。临分手时，汪培庄动情地说：“年轻人，你今后再到北京，能不能到我那儿去，我们聊一会儿。” 席酉民高兴地满口应允，两个人从此结下莫逆之交。正是和这些专家的长期接触，不但拓宽了席酉民的知识领域，也让他领悟到了这些学者在做人、为学方面谦虚谨慎的精神。席酉民收获了宽广的知识、前瞻的眼界和敢于从事更高水平研究的信心。

　　但是，回顾这段经历时，席酉民却说这个时期他最大的收获是自信。他说：“自信是一种境界，只有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真正的自信，否则会是瞎胆大。打个比方说，一扇门开着，屋里黑洞洞的，有些人径直走了进去，而一些人在门口看、徘徊，不敢进去。但并不是说，径直进去的人就自信，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或浅薄，而在门外看的人未必不自信，相反倒有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科学就像一棵大树，你不一定熟悉每根树枝和每片树叶，但只要你随时知道你处于哪条枝、哪根杈上，你的前后左右是什么，你的自信会油然而生。”

　　(二)

　　前几年在红红火火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优势”二字，哪方面力量强或者资源多统统视为优势，结果许多优势并未发挥作用，原因是分析时忽略了“比较”二字。多不等于强，少不等于弱，你多的东西别人也多，你就无优势；你少的东西别人更少甚至没有，少反倒成了你的优势。所以发展的契机主要是在比较优势中寻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如此，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也是如此。

　　——《席酉民管理学随笔·仙人掌集》

　　近20年来，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管理学在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前任总理朱 基在一次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问题第一是管理，第二是管理，第三还是管理。”并且提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而席酉民则在199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研讨会”上提出“管理是一种基础国力”，并认为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条件下，好的管理可以起死回生。在管理理论方面，一开始我们自然引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学者和实践家又在中国古代哲人那儿寻找中华文化之智慧来提升管理，发现我们中国人虽然精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擅长模糊环境的应对，但往往是在长期磨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低效的管理秩序。面对随处可见的内耗、人为的巨大浪费等不和谐现象，席酉民越发感觉到早期形成的和谐理论思想在管理实践中会日益显现出其重要的哲学上、方法论上以及管理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该理论以“和谐”这种人们向往的状态为目标，采用对可科学安排和规划的管理内容利用“谐”的机理(理性设计和优化)，对无法实现科学安排的、以人的因素为主的管理内容利用“和”的机理(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来处理的双规则管理方法，围绕每个时期管理的核心任务或问题(和谐主题)，通过双规则的互动耦合，逐步逼近和谐状态，从而实现管理的绩效。和谐理论融合了西方管理的重理性设计和东方管理的重人情关系的精华，提出了主题和谐的理论思想，对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和问题，提升管理的应变力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现在，和谐理论已普遍得到认可并用于指导实践。如果用席酉民比较优势的观点来看，在管理学界，他一开始虽不是管理的科班出身，但面对现实、思想不受约束，利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技术方法探讨管理问题反倒成了其比较优势。和谐理论的创立是系统科学、管理学、经济学以及人文科学等聚合的结晶，他敏锐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包容的态度，“问题导向、技术支持、环境依赖”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精神，使得他在管理、系统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上同时获得了比较优势。

　　1984年，由于在三峡工程论证项目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席酉民被西安交大留校任教，担任管理学院系统方法研究室主任。随后，由于管理学科的发展，全国开始在管理工程学科评选一位博士生导师，席酉民的导师汪应洛被一致推荐成为国内管理工程学科第一个博导，本打算出国进修的席酉民也继续跟随汪应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席酉民又被推荐到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加由国家计委和该中心牵头的中海油与国外合作开发的莺歌海天然气田项目的规划和论证。

　　莺歌海天然气田的合作开发面临很多政治、经济，甚至是多国和地区利益的搏弈，一旦论证不科学，轻则导致资源浪费，利润不高，严重则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和开发失败。时代需要科学，科学家要为时代奉献的除了自己的智力和体力，还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蓝田方是我国化工规划领域的老专家，“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不但没有在科学上畏首畏尾，反而更加坚持科学的精神，曾多次上书中央，对国家一些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在该项目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某行政官员不顾科学原则对科学家的意见横加指责时，蓝田方拍案而起道：“究竟你是专家还是我们是专家，我们是在谈科学的事，既然叫我们来论证，就不要成天指手画脚，掣肘我们的科学研究。” 蓝田方的态度震惊四座，也令席酉民这个年轻人震撼不已。一个经历了百般磨难和屈辱的科学工作者要抱着怎样的胆识和胸怀才能如此坚持科学的精神啊！席酉民感叹地对我说：“如果说在三峡项目中我获得了自信，那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段时间则让我明白了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要实现人生的目标，需要科学，需要策略，但是更需要精神。一个人要想深刻地影响社会，对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情，没有精神是不行的。”

　　没有系统学过管理学的席酉民在经过许多大的工程项目的亲身体验和从系统科学角度对管理学的深入思考后,一种潜在的理论模式在心里逐渐成型。1984年底，席酉民回到交大继续研究，他总想用一个概念去总结他的理论。有一天，他在散步时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和谐。从字面意思上说，和谐代表了祥和与协调。协调了，内耗就少了，矛盾就自动化解了。真正的和谐是由“和”和“谐”组成的，“谐”反映的是系统的科学性一面，表示比例适当，作用匹配；但只有“谐”是不够的，一个系统要恰到好处地运转起来就需要“和”。“和”更多地偏向于心理感受，精神与环境状态。

　　这一思想的火花迅速在席酉民的思想中蔓延。最终，他从“谐”的部分中抽象出了“理性、科学安排和优化”的机理，称之为“谐则”；从“和”的部分中抽象出“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的机理，称之为“和则”。简单地讲，就是制造和形成一种“和谐”的环境，让人们愿意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运用科学的安排促使目标达成。在这里他引进了他所熟悉的物理学中“场”的概念，任何东西，只要进到“场”里，就会自然地形成固定的规律和运行状态，而和谐管理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一种“场”，使进入系统的人能够目标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种软控制。

　　1984年到1987年，和谐理论初步形成，并且他已经在课题研究中运用和谐理论对陕西省的企业和地区经济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为和谐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和案例。1987年他以和谐理论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管理工程学博士学位，1989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和谐理论与战略》正式出版。

　　1992年，席酉民赴加拿大进行合作研究，首次开始系统接触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行为，力图通过一套制度使人们自觉地实现经济最大化。但由于现实中总会存在所谓的“道德灾难”和“机会主义”，于是经济学力图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人不说假话，不偷懒，不因为谋求私利而损害公利。这种基于制度的研究对席酉民的启发很大。

　　1993年，从加拿大回国后，36岁的他被破格晋升为我国管理工程学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关于和谐理论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在席酉民的观念中，管理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和物的互动关系”，人的不确定性和物的可无限优化性(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智慧)二者相互影响。西方管理理论中科学设计的局限就在于认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就是将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把管理变成类似一部机器一样的投入产出过程。”而和谐管理则不再简单地追求科学化，而是追求两种思路，也就是所谓的“双规则”：能够事先安排、用科学方法解决的，用科学优化解决；反之，让人发挥他的创造性，随机应变。

　　当然，和谐理论是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不断丰富和扩展，因此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席酉民认为，他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和”，也就是解决人和环境的问题时手段还不够多，方法还不够丰富，还有很多无法解决或不能衡量的因素；第二是关于“和”与“谐”围绕“和谐主题”的互动、耦合机理的研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席酉民带领他的团队已经开始将新的复杂科学、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引入到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中，希望能以复杂科学、认知科学所研究的人们面对复杂问题时的行为方式作为借鉴。对大脑的最新研究表明：左脑负责逻辑思维，有利于解决“谐”的问题，右脑负责处理直觉情感、想象，对应“和”的问题，而大脑前带皮质则负责处理两脑的协调，使两脑产生最大程度的耦合。这是目前人们已知的大脑的工作模式，而这正与和谐管理理论相通。毫无疑问，席酉民进行的研究很早就站在了国际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面对复杂多变环境和知识经济，西方管理科学家也开始了一系列有关人的软环境的研究，提出诸如“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和强调整体性的“协调理论”等，但到目前为止，都尚未形成很完整的理论。

　　(三)

　　国内稍有修养的管理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目标管理方法的。但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它当作一种管理技术在使用，我这里上升一个层次，把它作为一种管理哲学来讨论。因为目标管理思想可用于任何管理活动中，将其作为一种管理哲学或方法论会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尽管目标管理的应用有很多的具体技术问题，但其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却并不难，无论小事，大事，都可以从中受益。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若能有意识地按照目标管理思想行事，就会少走弯路，甚至事半功倍。

　　——《席酉民管理学随笔·仙人掌集》

　　在和席酉民谈话时，经常会听他说“vision”这个词，就是愿景。他是一个为人为学都很有目标的人，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惟目标论者”。这种性格从他学生时代就养成了。1957年5月，席酉民出生于陕西秦岭脚下的长安县引镇甫江村。这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孩子挖过野菜，长大后当过打井队员，干过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又在战天斗地的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和平常人一样生活奋斗的青年心中拥有的却是与平常人不一样的抱负。人生过半，但是回忆的时候总是有一幕场景浮现在他眼前——西安外文书店出售影印科学著作的大厅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脚穿磨破了底的草鞋，风尘仆仆，裤腿还撕破了一个尺长的大口子，怯生生但又执拗地站在那里，环视着书和周围的一切。那就是30年前的席酉民。正是由于那个年代知识资源的稀缺，对知识的渴望使他暗自下了“把学上到顶”的信心。直到今天，这个人生目标都没有变，而且进一步升华到了“用自己所学最大限度地影响社会”的人生信条。于是，凡是围绕这一人生信条的工作他都会做，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一人生信条的学问他都会钻研。他的和谐管理理论有人生实践的总结，他的人生是和谐管理的恰当诠释。

　　1998年，交大任命他为副校长，当时让他负责大学里最复杂困难的后勤、基建、规划等工作。校长和他说，以你学问上的成绩，本应负责科研或教学，但其他人做不了这些工作，你是学管理的，你先来管管这些事。他出于“vision”的考虑没有推辞。他觉得他所从事的管理科学是实践的科学，需要用更多的实践去印证，去丰富，也需要不断迎面而来的问题激发他不断深入思考和研究。

　　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难题。90年代末，全国高等学校开始后勤体系改革，并且根据不同的改革方法创造了不同的改革经验和模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模式”，即政府推动，学校补贴；有“华中模式”，即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这些模式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例子，是人们探索的结果。现在，轮到席酉民考虑交大如何进行后勤改革了。别人向他推荐过很多现成模式，但他不为所动，他认为那些模式都没有彻底将高校后勤进行社会化改革，都是半吊子，缺乏对长远趋势的把握和应对现实问题的魄力。席酉民并不想创造什么模式，他只是想根据实际情况，注重长远，盯准目标，力图最完美的结局。

　　后勤改革，本质上是中国高等学校管理模式的改革。中国高等学校现行的组织结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管理模式，因为其架构体系意愿通过计划和分工达成目标，所以适合生产制造类组织，而不适合知识型的组织架构。真正的知识型架构一定是扁平化和网状的，让人们可以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享受知识和不同学科的交流乐趣，有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平台，剑桥和牛津等著名高校都是这样的。而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改变这种现行高校模式的第一步。既然是社会化改革，那么越彻底越好。

　　上任后没几天，他到南京某高校出差，该校一位和他一样负责后勤工作的校长向他诉苦说：“老弟，你干这个活算上了贼船了。你看我，管房子，自己不敢要，现在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管汽车，现在自己还骑自行车上下班；管水电煤气，看到下水道堵了，找不到人，自己要下手掏；24小时手机不能关，做梦都是有事找我。” 席酉民听了大不以为然，“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我一定要做这个领域最潇洒的人。”他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管理上有几大法宝，也是和谐管理中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是明确目标和使命，准确把握每个时段应该重视的核心任务和问题；第二是组建一个好的团队，赋予这个团队一个好的发展模式；第三是完全放权、授权，用人之长，用人不疑，给他创造空间，让他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第四是为他们争取资源和创造条件，保证有完成任务的基本环境，并要为他们撑起允许他们犯错误的空间；第五是让所有员工和企业具有相同的信念，和企业捆绑到一起，共同发展，共同承担风险。

　　回到西安后，他马上给所有下属的干部开会，将拥有2000多人的后勤集团从学校拉出来进行全面资产评估，完全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正式注册成为独立法人，同时进行股份制改造，让主要经营者和企业骨干必须持有企业股份。学校没有补贴一分钱，他要用自己的信念和理论完成改革，带领2000多名员工走出一条从大锅饭到经风历雨的奋斗之路。连改制之初，所有人都坚持用的“西安交大后勤集团”的名字他都坚决反对，思忖再三，他决定将集团定名为康桥集团，一是考虑康桥有通向康庄大路的意思，另外，英文Can-bridge的Can在英文中有能力和意愿的双重含义，代表了一种释放能力、实现意愿、创造财富的愿景。

　　事实证明了席酉民坚持自己信念和管理思想的英明，如今的康桥集团已经从改制之初拥有2000万资产的为学校打杂的部门发展成为年营业额过2亿，下属五六家大型子公司的大型产业集团。而且，在他带领康桥集团走出一条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成功之路时，他实现了自己当年对所有担心自己命运前途的后勤员工的承诺，也实现了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承诺，靠体制、靠自己的智慧，一定会找到一片蓝天。

　　从1978年考入陕西机械学院到今天，在教育领域摸爬滚打近30年的席酉民对中国高等教育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和忧虑。中国的高校体制不合理，科研任务和教育任务没有良性互动，层级繁多，知识交流不充分，这一系列的问题既是和谐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作为一个副校长心头上沉重的担子。他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全民对大学的需要会迅速提高，因此大学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

　　2004年，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交大教育集团，他担任理事长。其中城市学院是利用交大品牌，整合社会资源而成立的独立学院，他兼任院长，并将学院愿景定位为全国知名的教学型大学；正在筹办的国际大学计划建成在本土的、按国际模式办学的高水平大学；职业继续教育学院是将交大资源社会化的产物，而思源学院是他旗下产业集团兴办的已经全国知名、有近2万名在校学生的大学。到今天为止，交大没有对这四所学院投入一分钱，全部是独立的股份制运作。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下属四所学院以及一个网络学院、两个附小、两个附中的教育集团总部到目前为止只有2名员工及集团总裁和理事长席酉民。在他看来，并不是人多和钱多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环境、机制和管理智慧。

　　就拿城市学院来说，席酉民将他作为实践教育理想的园地。这是一所培养实用人才的学院。他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以及不断成长的自学能力作为培养的目标。然后根据目标确定学生应具备的素质、能力和知识结构体系，再据此形成育人的过程和教学的内容及方式方法体系。例如，为了培养责任感，城市学院将学校的责任感、学生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写进与家长签定的育人合同，他要让每一个学生知道他进入社会以后会有独立的人格，会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城市学院，大一的学生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回来后进行交流，并将好的案例进行宣传或者提供给省市各级政府进行参考。为了建立合理的教育体制，充分发挥教育和知识资源的共享，探索新型的办学模式，真正发挥大学育人的作用，城市学院建立了迥异现行体制的办学模式。在城市学院，除了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一治理结构，席酉民还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大学组织结构，包括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组织教授会和学生会，由主任教授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和各方代表构成的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咨询委员会，以及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学生事务及后勤服务中心，教学育人服务中心等支撑平台。所有学院事务全在这些平台上进行。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教育和知识资源的共享和交流，最大程度地节省了成本和人员以及内耗。一般大学行政人员动辄数百人，各种服务人员更多，而城市学院连做卫生工作的人一共不到40个行政人员。教育部来审查验收时说：“你们现在软件上已经做到了国内一流的教学型大学。”

　　正是和谐理论使席酉民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从和谐、目标的终极角度去分析和考虑。他除了这些繁杂的工作之外，还参加一些参政议政的工作，如作为西安市人大常委参加地方立法和议政，作为政府的咨询专家和顾问参加政府的咨询和政策分析。比如，负责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之一西安交大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工作，每年给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教育部等提供一些有关改革的建议。2004年，他向国家提交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及大学校长选拔方法的建议》，针对现在高校校长选拔任用中出现的选拔标准模糊，“行政性”、“封闭性”和“内定性”，由于信息失真和人情关系而影响公平选拔，以及选拔范围、选拔标准、选拔形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的校长选拔方式的前提是让其在校长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而不是让其在岗位上锻炼成长的意见，并提出了“公开招聘、民主评议、委员会集中、组织审查、国家任命”的建议。在提议中，他还就中外高等学校的权力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他认为我国高校现行的校长管理负责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权力过于向行政管理偏移而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高校学术人员特别是教授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受到忽视；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形成倒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使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因而抑制了基层创造性的自我发挥；校长的任命受到多种干涉，因此不能独立地行使法人资格应有的职权，导致实质性的地位难以确立，使高校中各种利益性群体的权力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有效的实施。鉴于此，他提出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适当分离、权力中心适当下移、权力适当分散三条解决问题的原则。

　　2005年，属鸡的席酉民迎来了自己48岁的本命年，纵观他这48年的奋斗，可以说，他一直在向他的人生目标前进。假如人生到此停顿，也将不失为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席酉民不这么看，正如他在《仙人掌集》中说的：“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想要长盛不衰是不容易的，顶峰总是与衰退相伴随，就像爬山一样，到顶后就没有再往上爬的地方了，只有下山。要想摆脱这一命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人或事发展到最高峰。只有这样人为地破坏生命周期，才能使你或你的事业之树常青。就科学研究来说，在某一领域达到顶峰难以前进时，应适时进行转向或拓宽领域开展新的探索，否则就会止步不前，沦为落后。” 所以，今天席酉民选择的绝对不会是夕阳无限好的下坡，一定是追寻另一座高峰的兴奋和执著。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