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万刚
巴金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遗产，他关于说真话、“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勇气和品格，更首次点燃了忏悔理性和忏悔文化的火种，这种通过《随想录》进行的自我与民族拷问，将建立巴金超越文学家之外的在民族精神史上的尊严。这正是我们的人文传统中所缺乏的，在科技发展与经济腾飞的今天，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无法真正走出历史，迈向未来。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忏悔意识，所谓的天地良心，更多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道德标榜和道德口实。忏悔精神也与历史上的“罪己诏”不同，后者不过是表演，以致变成了帝王特权文化的一部分，罪己的汉武帝、光绪帝们不过是在演戏而已。我们这个民族拥有那么多的灾难和悲剧，却少有人来具体负责和忏悔道歉，只是揪出几个人物或者在历史书上丑化、西湖边上唾骂，或者判几人罪了事。悲剧过后，我们也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世风日下”（鲁迅语），因此相似的历史悲剧总是不断发生。
“文革”作为整个民族的悲剧，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灾难，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扭曲，后者的拨乱反正虽然基本完成：“文革”悲剧的罪与罚，却远未结束。它通过耄耋老人颤巍巍的笔写了出来：“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巴金本来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主动忏悔。从解剖自己开始，首先进行自我审判，这正是一种忏悔理性。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样内在于我们自身，了解到自己面对罪恶的懦弱，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巴金的无情的自我审判和主动忏悔既是个人的，更是民族的———在民族正义的历史审判前，他是替所有中国人忏悔。
忏悔理性的另一面是宽容，人孰无过。我们互相谅解自己和对方曾经的愚行。这首先需要真诚的忏悔。无论是对个体还是集体，无条件的宽容势必制造更大的痛苦，意味着一切罪恶将可能会重复。忏悔与宽容一起才能让人类走出悲剧与罪恶，这因此也是一种文化解放。
就像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和他的委员们，选择一条忏悔与宽容的道路：在种族压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南非人不仅保持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更逐渐从历史包袱中走出，得到了拥有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新南非”。
忏悔是给个体与集体带来尊严荣光的文化。面对无知与怯懦带来的悲剧，我们的耻辱不仅是曾经的所为，更是我们不能忏悔；而忏悔则具有理性和道德上的深度，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我们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一种荣光。当巴金“说真话”自我解剖审判，他就在民族的历史上建立了超越文学家的荣耀和伟大。
对待历史悲剧和罪恶的忏悔理性，是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理性成熟的标志。巴金已经把这把理性火炬点燃；我们纪念巴金，就是要让这忏悔理性薪火相传，添柴助火。我们应该清楚，在曾经灾难深重、悲剧重重的中国，只有建立起忏悔文化和理性，历史悲剧才能够真正躺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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