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沉钟

　　——晚报百版《巴金纪念特刊》震撼中国文化界

　　树冠摇动，树根先知。巴老的去世，震动了海内外的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也揪紧了家乡人的心。成都媒体的反应无疑是极其快捷的，且声势巨大，反响强烈。而其中，分量最沉的，无疑当数《成都晚报》在巴老辞世次日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庄重推出的“百版纪念特刊”。沉甸甸一摞在手，仿佛捧着编者们深沉缅怀的心。方面众多且精彩纷呈的版页及

各界人士的文章，又使它超越了一般纪念特刊的层面，几乎可以视为关于巴老的百科全书的浓缩版。全面地了解巴金，深入地认识巴金，深切地缅怀巴金，以一家普通的报纸媒体，在这样特定的时刻，集中地表现出来，送达广大读者手中、心中，这实在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功德事。

　　这在整个新闻界，也可能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它的价值，绝不止于“百版”这个数量上的意义，而在于它对时下不少媒体媚俗成风的一种有力反击，对包括新闻界人士在内的文化人良知尚存的一种有利昭示。坦白说，在当下急剧变革的社会大潮中，文学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可以说是经济时代加娱乐时代，媒体也自然会追随大潮，关注这些方面的信息，比如成天恶炒明星们的花边新闻。即或偶尔谈及文学界人事，也多筛边打网，言不及意。在如此情势下，《成都晚报》的编者们却一下做出了这么厚重的一份“百版特刊”，这是需要胆魄的。尽管仓促之下，有些表达不够完美，但瑕不掩瑜。无论如何，这份厚重的“百版特刊”所传达出的文化人的心声，还是在这样一个巨星陨落的时刻，震颤了人们的心扉。沉钟，文化良知的沉钟，响在绵绵秋雨中……

　　林文询（作家）

　　特别的隆重姿态

　　蒋荣昌（作家、川大教授）：

　　晚报在承担着部分严肃文化的内容，它的副刊相当一部分都是严肃文化版面，因此我一直非常关注它。现代社会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认定某种神圣价值、真理，为信仰而枯守，这很正常，但也正因为这样，晚报的坚守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另外，我想文化和娱乐并非相互隔绝：严肃文化有高度娱乐的一面，甚至有更为浩大的娱乐效果。比如对标志性的历史人物和严肃文化领袖的关注，不等于要拒绝它的娱乐效果，晚报副刊日常的版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晚报的百版《巴金纪念特刊》惊世骇俗。首先１００个版面具有重要意义，隆重的形态本身显示了纪念情谊的厚重，显得眼光独特。巴金长逝这么重大的事件，媒体必须发言，但大多数媒体也只能以通常的方式言说，只有晚报持有这样隆重的姿态，充分地说。从媒体效应来讲，不仅此时此刻引起了轰动，将来还会被永久地记住。

　　怀念被绵长地保留

　　洁尘（作家）：

　　听说晚报１００个版的纪念特刊，我感到吃惊，可以想象副刊设计、编辑这１００个版，搜集资料等等，是多么独具匠心，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这１００个版面，对巴老的生平，巴老的文学贡献、思想价值、历史意义，都作了详尽清晰的梳理。这些梳理对读者很重要，虽然巴金的名字耳熟能详，但他们不一定了解巴金的一生、巴金的意义。通过百版纪念特刊，读者心中便定格了一个真实详尽的巴金，贡献非常之大；特刊还具有收藏价值——对巴金的怀念也因此被绵长地保留。

　　一份拒绝“媚俗”的特刊

　　林和生（作家、省社科院研究员）：

　　晚报百版《巴金纪念特刊》是令人惊讶的，在俗文化泛滥的今天，为一个文化人的死做一百个纪念版，显示了晚报的眼光和胆识，以及对雅文化的有意承担。

　　媒体是什么？媒体是雅文化与俗文化对话的场所，是两者的“共存地带”。在谈到两种不同文化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相互关系时，当代神学家雷蒙·潘尼卡曾经这样阐释“对话”和“共存”的含义：“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对方，更不是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一道在“对话中共存”。用时兴的话说就是“在对话中共同成长”，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和谐境界。眼下媒体业界的状况与此相距甚远，俗文化几乎压倒一切，无论是质疑俗文化的声音，还是表达雅文化的声音，都无法在媒体上得到体现。媒体业界多数人低估了受众接受雅文化的素质。这就使得眼下媒体表现得相当“媚俗”。我个人认为：“俗”是好的事物，就像我们脚下的泥土，“媚俗”则不是。“媚俗”是对“俗”的“生态破坏”。

　　因为一个时代的告别

　　聂作平（诗人、作家）：

　　一个百岁老人的辞世，一家地方晚报的一百版纪念专刊，这本身就是一起意味深长的事件。这个老人的驾鹤西去，标志着五四新文学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大师已不复存在，一个时代通过这个老人的死，作了一次浓墨重彩的告别。在这个告别的年代里，这是一起既普通又特殊的告别。一百版的纪念专刊，竟然出自地处偏远西部的成都，且创下了一项新闻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似乎为向来以休闲而著称的成都略为正名。这个老人叫巴金，这家报纸叫《成都晚报》。把巴金和《成都晚报》如此紧密联结的，不仅因为巴金是成都人，更因为，有一种文化的力量薪火相传。

　　坦率地说，新文学诸大师中，我对巴金算不上特别喜爱。早在痛读诗书的少年时代，巴金的《家》虽然也曾让少年的心为之感动——更多的是感动于那种离家出走的青春期的叛逆与个性张扬，但究其实质，真正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过影响的大师行列中，并没有巴金的名字。没产生过影响并不等于不尊崇，就好比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只是取向不同，并不意味着仁者就对水有意见或是智者对山腹诽一样，世界上的事物原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构成。

　　好些年以来，网上和坊间就曾多次传出巴金去世的消息，因此当前两天乍闻巴金去世时，还以为像往常一样是“狼来了”的再版。但这一次是真的，他真的和我们告别了。一个人能享有比一个世纪还漫长的寿命，这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幸事了。巴金的死是一场喜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也没有不死的大师。即便天纵英才，也终究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天。因而，重要的是告别时清点他留在人间的遗产——巴金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从盛年时期的小说到老年时期的《随想录》，这些作品构建了巴金的艺术王国和思想王国。也许今天的青年已经对他笔下重门深院内的爱情与阴谋不复兴趣盎然，但它却是一道醒目的标志，清晰地刻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探寻文学史的来者再一次清理这些脉线时，他和它们都是绕不开的。活着，写着，思考着，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后的标志，这就是巴金。

　　比一个世纪还要长的生命历程是漫长的，也是精彩而恢宏的，一百个版的史料和图片，以及更多的景仰与追思都无法和活生生的生命相提并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逝者远去，后人的所有怀念其实都只是在安慰和鼓励还活着的人——泰戈尔早就说过：人啊，要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要让死者有不朽的名。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