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者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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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的变化
-祝勇
公元2005年10月17日，巴金走完了他101年的人生之路，不仅他的生命长度在中国作家中颇为罕见，他的精神阅历也绝无仅有。对巴金的评价常常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他一 方面被推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地位不断受到质疑，一些人认为，无论《家》、《春》、《秋》、《寒夜》、《第四病室》，还是他晚年引起关注的《随想录》，都无法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
显然，在被修饰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首先来自对他思想者身份的忽略。正如我们不能单以小说的成就来衡量鲁迅的文化价值一样，巴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的。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安那其主义(又称“无政府主义”)也因此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巴金就已经写下了大量文章，如《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对政府、私有制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出发点。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他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严密的组织。”(《巴金文集》，第十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大多主张通过创造真正社会化的个人而达到人性真正的社会化。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新文化版块占有重要一席，并且显然应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巴金，巴金的文本便会发生奇特的变化，它们不再是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纯属党派政治宣传品，是对阶级斗争的简单图解，而是始终包含着对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自始至终都是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从这里出发，巴金的文学道路才变得易于理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主讲《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到巴金作品《灭亡》时，提出五个要素：一、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二、爱与憎的矛盾，爱与宽恕，憎与复仇；三、横贯全书的悲哀与诅咒——个人的，感伤的；四、同情与爱情；五、无关紧要的叙述与议论。而他笔下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是巴金思想体系的一个局部，单从文本意义上考察，把他们从巴金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
巴金的文学活动，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安那其主义立场，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轴心，来关注被压抑的人们，并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有所中断，便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期，这成为晚年巴金痛悔不已的不洁史，和他撰写《随想录》的主要动机。他在渡尽劫波之后自责道：“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并在《随想录》第一百四十七则《怀念英凡兄》中，自我描绘道：“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随想录》与其说是一次道德忏悔，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历经改造之后重新进行的自我发现，是与五四相衔接的一次解放过程。
被传播的巴金，对于巴金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也是遗漏颇多。这些“遗漏”，除了史料搜集的难度外，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比如他写于1930年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就未能收入全集。对巴金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为解读其文本制造了困难，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而言，也毫无必要。巴金曾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透露：“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
但巴金毕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信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中经历了剧烈的颠簸，这使他的思想和他的文本都呈现出极强的特异性。他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与“文革”中的逼供信相对照，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也是他的思想遗嘱。在这份总结中，文辞是否考究显然并不重要，陈思和评价它“不再具有卢梭时代以及中国‘五四’时代自传作家所犯的浪漫主义的通病”。以“顶峰”一类的大词为其命名，显然言过其实，但指责它“始终无变化的结构，语言一味平直，无论怎么讲，其文学魅力都难以尽如人意”，“教堂中牧师前的忏悔最彻底，也不是文学”，却也大无必要。只要把它视为一个思想者精神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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