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偃旗息鼓

　　□梁强

　　安集延：关键的转折点

　　“颜色革命”从2004年底到2005年初在独联体境内的蔓延，使得许多同时代的前苏联国家领导人都担心他们 会重复和谢瓦尔德纳泽、库奇马以及阿卡耶夫一样的政治命运。但

仅仅半年之后，一度如火如荼的“颜色革命”就戛然而止： 摩尔多瓦的所谓“雪松革命”完全是正常的议会选举，哈萨克、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这些被西方媒体列为“ 颜色革命”候选国的政权在加大打压反对派力度的同时益发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8月的乌克兰政府危机则成为“颜色革命” 的最后终结点，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这对金童玉女正式分道扬镳后，“橙色革命”的浪漫故事就此结束，用法国《费加罗报》的 话来说，这一轮的“颜色革命”已经偃旗息鼓。

　　发生在5月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是理解“颜色革命”这一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这个远离首府塔什干的边境城市 的一次寻常骚乱引起了乌当局的极大关注，在最终出动中央军队平息这场骚乱之后，卡里莫夫也替其他为“颜色革命”而忧心 忡忡的独联体领导人给出了一个答案。

　　乌兹别克斯坦巩固国内统治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周边主要大国的支持，7月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这个地 区的各国元首们齐聚一堂，就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达成了共识。与此相对应的是，塔什干在对外政策上来了一个180度 的大转弯，主动地向莫斯科和北京这两个重要的本地邻国靠拢，并在8月正式提出了要求美军在半年内撤出驻乌军事基地的要 求。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战略的急剧转变让美国人无法忍受，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美国国国防部向乌支付汗阿巴德基地的2300 万美元的租金，国务院也明确支持欧洲委员会提出的对安集延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的要求，赖斯10月中旬的中亚之行则有意避 开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乌美关系的恶化，并最终促使卡里莫夫下定决心，在10月的中亚合作组织圣彼得 堡峰会上加入独联体一体化的核心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这样，在“颜色革命”一周年后，革命者所提出的“从波罗的海到里 海的民主带”的口号已成为一个政治

　　美式民主的碰壁让五角大楼颇感不满，其内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自由派这种输出领导人式的“民主扩张”过于急 功近利，反而更容易激起当地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决定一国战略选择的有许多固定的长期性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简单的输出 民主的方式影响。报告执笔人之一，华盛顿大学教授

　　就像当初“颜色革命”爆发后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独联体境内迅速蔓延一样，当卡里莫夫从另一个方向开始遏制“颜 色革命”后，这种遏制也产生了和“颜色革命”一样的正反馈效应：乌克兰的反俄民族主义动机在新政权上台后很快就烟消云 散，在8月政治危机后，包括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尤先科秘书雷巴丘克、社会民主党领袖梅德维丘克等乌克兰现在稍有野 心的政治家都在一周内公开或秘密地访问莫斯科。乌克兰安全会议秘书基纳赫甚至公开称乌克兰准备保卫白俄罗斯，以使其免 受西方的攻击。《独立报》惊叹，就算是忠于库奇马的官员，在宣布忠于独联体伙伴方面也没有走得这么远。新生的吉尔吉斯 政权也谨慎选择了首先维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在9月正式同意俄罗斯在其境内设立新的军事基地。《金融时报》在感叹颜 色革命如此快就褪色的同时，也心有不甘地提出，现在所有的道路都通往莫斯科。

　　“颜色革命”中的共性与个性

　　对“颜色革命”从如火如荼到偃旗息鼓这一变化的解释多种多样，俄美外部力量博弈导致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固 然重要，但最本质的原因还得在革命本身去寻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斯伦德认为，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不是单 一的，在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国家长期处于赤贫状态，有限的经济增长也很难被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所分享，因此，贫 穷和贪污腐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容易制造了革命的土壤。而乌克兰不同，在“橙色革命”之前，乌克兰经济连续5年保持增 长，平均失业率也只有3.8%，因此，成为这个国家革命导火索的更多是普通民众心中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 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这与乌克兰毗邻欧洲的地缘位置是分不开的。

　　然而，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结果却是一个立场激进的少数党上台组阁，在民主政治更为成熟的西欧，这样的事几乎 不可能发生。但在乌克兰，民主选举和大众政治的结合共同导演了这一政治奇迹的诞生，许多人是因为季莫申科本人的政治魅 力而投了她和尤先科的票，而对于她领导的“季莫申科联盟”的政治立场根本一无所知。季莫申科上台后试图推行一种全国范 围的非私有化改革，这明显触动了乌克兰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架构。在其他经济政策上，季莫申科也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民粹 党人而非社会党人，比如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提高税率，通过国家杠杆强行调节市场价格等等，这使得原来稳定运行的乌 克兰经济体系一下子面临大动荡，阻碍了经济增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成为季莫申科与尤先科矛盾的主要根源之 一。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根指出，乌克兰发生的本来就是一场“弱势革命”，经过3次大选，反对派才以微弱优势胜出。 因此，“妥协”成为新政权建立后最常用的一个词，不仅要与战败者妥协，胜利者内部也要妥协。这使得当初的“革命者”在 选举中允诺的政经改革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实施，各派力量的相互牵制也使旧政权的诸多问题继续遗留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欧 洲委员会最近对乌克兰局势的报告中也对尤先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这位原来“橙色革命”英雄现在已成为众多的以不正 当方式获取总统职位的政客之一。报告认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这个东欧国家在革命一年后仍然处于“法治缺失的状态，在 许多领域，人们都认识不到法治的意义，而继续原来的权力政治”。报告还对乌克兰的贪污和经济状况表示了关注，认为“经 济改革不应该是在寡头们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尤先科必须当心，不要混淆政治和经济的界线”。

　　报告执笔人之一的哈伦索教授认为，由于国家在革命后看不到有任何变化，尤先科已逐渐失去了他在议会中的多数。 而在解散季莫申科政府后，乌克兰政府进入一个新的危机阶段，两个强力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继续存在，没有一方表现出明显 的胜势，如果作为总统的尤先科处理不当，西部乌克兰和东部俄罗斯人占主导的国家分裂的局面就有可能再度出现。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最大的区别是，胜利者内部没有出现分裂，即使是发生了总理日瓦尼亚神秘死亡的悲剧后，萨卡什 维利仍然牢牢把持着政权。年轻的、与旧统治集团没有渊源的萨卡什维利成功地消灭了官僚体系中的贪污腐败行为，但格鲁吉 亚的新领导人在革命成功两年后仍未找出一个适合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在吉尔吉斯，革命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变。原来 的统治阶层中的一个集团取代了另一个，它们之间很难找出根本性的区别。吉尔吉斯前外长伊玛纳利耶夫称，由于新政权暴力 夺权的上台方式，使得它与武力镇压安集延骚乱的塔什干政权一样，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和合法性支 持。伊玛纳利耶夫认为，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吉尔吉斯的各政治派别和力量之间还将进行一场残酷的权力争夺战，这场新的政 治战争的方式和结果将直接决定着吉尔吉斯的社会稳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未雨绸缪

　　俄罗斯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部分左派运动对“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境内的蔓延一度给予了充分关注，他们甚至希望这 一革命能早些蔓延到白俄罗斯，但乌克兰新政权内部的分裂让他们的期望彻底丧失。克里姆林宫虽然对这样的结局满心欢喜， 但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克宫相信，只要是革命，不管是何种颜色，在现在的俄罗斯一旦发生，都将导致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分裂 ，而不仅仅是政权更替那样简单。

　　在去年12月尤先科在“颜色革命”的帮助下成功当选后，克里姆林宫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以防止类似事情在俄罗 斯发生，包括：通过酝酿已久的新选举法(限制了国际观察员和新闻记者对计票的监督权)，分化反对派政党的联合，资助成 立维护克宫的青年团体“我们”(一名亲克宫的政治技术专家在为“我们”组织的夏令营上对这些年轻人说，“你们的任务就 是要时刻准备着同任何违反宪法的转变作斗争”)，通过立法和收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消息报》被俄气公司收购，俄罗斯 最后一家独立的新闻电视台REN-TV也被忠于克宫的两个寡头RTL集团和苏尔古特石油收购)，对接受外国资助的国内 非政府组织发出严厉警告，将潜在的政治对手，如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以经济罪名予以“政治流放”等等。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保证在2007议会选举和2008年总统大选后现政权能平稳过渡，现在的统治集团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地位。

　　这种想法也影响到莫斯科现在的内外政策。在年初因为福利制度改革而引发全俄规模的街头抗议后，现存体制明显地 拒绝进一步的经济改革；9月普京宣布年内将再拨出40亿美元用于改进现存的福利制度，而不是像原来一样进行货币化改革 ；经济政策也越发趋向保守，一名银行家向《生意人》报记者抱怨，许多大型的投资项目因为2008之后的政治不确定而变 得困难起来。在和前苏联邻国的领土争端上，莫斯科也变得越来越强硬，普京甚至在一次民族主义的集会上表示，俄罗斯如果 不能获得全权成员国资格，不怕被开除出8国集团。

　　尽管这样，亲克宫的政治技术专家马尔科夫在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仍表示：“也许在2008年，所有的问题并 不能只靠选举来解决，如果存在和基辅颜色革命一样的气氛的话，不排除街头政治解决的可能。”叶利钦时代的总统政治顾问 萨塔罗夫也认为，克宫对这些革命诱因的扑杀反而会助长它们的增长，“他们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本身就为革命的爆发制造 了条件”。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样的可能实在是微乎其微。普京一直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本身就是俄罗斯民族主 义的化身，俄罗斯的反对派们势单力薄且很难形成合力，再加上石油收入让俄罗斯在至少10年之内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 颜色革命在格、乌、吉发生的所有条件在俄罗斯都不成立。

　　反对派们对以任何方式推翻普京政权也都不抱希望。在目前的反对派中，声望最高的是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其次是 激进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和“祖国党”领导人罗戈金，像尤先科和萨卡什维利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几乎都没有什么知名度 ，唯一有声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卡西亚诺夫已经被“驱逐”到境外。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说，“橙色革命 ”在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发生，有的话，也是“红色革命”或者“褐色革命”。而正因为有这两种革命的危险存在，普京的中派 保守政权才能一直保持着广泛的支持率。

　　俄罗斯人现在可以以过来人的姿态教训“颜色革命”后的这些小兄弟了。在10月初莫斯科“政治基金会”组织的“ 颜色革命到底是什么”的国际研讨会上，一直反对“颜色革命”的杜马议员叶尔默林说：“政权的更替一定要经过充分的酝酿 和准备，在政治领域不存在任何的奇迹，发生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的事就再次证明了这一教训。也许你可以在街头政治的支持 下轻而易举地改换政权，但要管理一个国家，那又是另一回事。”独联体研究所所长扎图林也认为，“当人们看到他们亲手送 上政治舞台的精英们和以前的统治者一样贪污腐败时，他们不是再发动一场革命来纠正新政权，而更多的是对政治的失望以及 由此而来的愤世嫉俗和冷漠。”扎图林指出，同样的阶段其实在“颜色革命”蔓延之前，就已经在俄罗斯发生过。经历了从8 19政变到炮打白宫的政治动荡，俄罗斯人早就厌倦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绝大多数年轻人现在认为，政治是“老人和野心 家才玩的游戏”，他们对国家不感兴趣，相信在自己的生活中谁都不能依靠，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挣出来，而在另一项民意调查 中，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普京总统带给他们最重要的是“稳定感”。

　　“颜色革命”爆发之初，一些西方学者曾认为“颜色革命”标志着“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新的阶段的发展趋向显然还很不明显，因此，现在对革命的结果和意义作出任何评价都为时过早。而 且，三国经济基础和民主程度的不同，造成了革命后政经发展道路的不同，在个别国家，如格鲁吉亚现在甚至出现了逆革命的 潮流。萨卡什维利在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又使他的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压倒性大党，这使得格鲁吉亚正在变成一个 一党制国家，而萨氏本人为摆脱自己天然的亲美派嫌疑，不得不表现得要比本国的民族主义者更加民族主义化，以致于一些西 方媒体将其称为“高加索的新沙皇”。这也再次证明了“颜色革命”虽然有共性，但在革命后表现出来的却更多的是各国的“ 特性”。不过，至少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三国现在都明白，一次自由的选举对国家的平稳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三国的 各个政治派别现在都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赢得一场大选，而不是再发动一场革命，这可以说是“颜色革命”到目前为止对 三国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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