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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建立的目标而言，它必须是由各种影响市场活动的具体制度设计如教育、医疗、住房、劳动保护制度的配套所构成，而这些制度的设计还必须最大程度上地满足社会团结的需要。而今天的问题是，在已有改革中，对于这些制度的设计，我们已经明确了吗？
其次，我们还要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有没有利益集团？我们能不能公开承认利益集团？回答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利益集团由于行业、阶层、群体的自然结合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天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不可变异的基因。但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在公共决策领域与公共舆论空间，坦率地承认这种真实的利益集团存在，而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却明显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是左右，比如目前许多听证会的召开，看似是一种“公共参与式”改革的举措，但就结果而言，许多听证会已经成为证明其公共政策调整正当性与程序合法性的手段，而无论政策的“善”与“恶”。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偏爱的字眼“理性选择”而言，人们或是希望能够或多或少地加入这样的利益集团，而实在无望进入者，则在社会态度与行动上选择“对立”甚至“对抗”，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社会大众不要“仇富”，但却产生不了和解效果的根本原因。
因此，对于改革设计者与操作者存在两难的选择是:或者是我们依然不承认，市场经济事实上存在利益集团，相信党和政府，在任何时刻、任何问题的决策上都能够平衡不同的利益，这种假定也许在大局上看是可行的，但由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与实施涉及到不仅如此多层级的公共部门，且由于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我们几乎要尽公共监督成本之不能(审计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选择是，或者是我们承认利益集团的天然存在，并让各种利益集团在重大公共决策之前进行有效的辩论，并取得利益的均衡，而这种选择的难题是，究竟由谁来代表更为广泛的弱势群体，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同情心吗？是部分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正义感吗？
对此，我们可以奢望，但道德的勇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或许是脆弱的。因此，如何对待利益集团的表达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层面改革所能包涵的。
(作者余南平，原载于《经济观察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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