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计划生育国策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以后，开始遭遇新难题:一些城市富人名人越生越多，即“超生新贵”出现了(《南方日报》11月6日)。这意味着，现行的计生政策对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至少部分地失去了约束力——没有了传统单位的制约，社会抚养费等名义的经济惩罚也失灵了，孩子上户口与否更不成为问题。
建议职能部门不妨在政策执行上多下工夫，这事关维护国策的权威性。应当认识到，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是有弹性空间的，特别是计划生育这种个人价值判断容易产生不同意见的政策领域。政策执行的力度容易受到影响，执行效果往往打折。从这个角度看，计划生育国策对于城市富人名人的“失灵”，很重要的原因是执行并不到位。
具体来看，责任部门除了完善有关法规和制度，更要及时弥补管理中的漏洞——比如“准生证”的发放。同时，考虑到“超生新贵”这个群体多为社会强势人群的属性，在经济杠杆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将社会荣誉从其手中剥离出来，让他们知道，违背国策必然要付出代价。另外，要加强舆论对这个群体的引导，请他们记住著名哲学家、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欧文·拉兹洛的劝诫:在个人欲望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
汪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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