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生的角度体察社会和谐

　　———和谐安徽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余秉颐研究员访谈录

　　-本刊记者 杨 敏

　　10月11日，北京。“十一五”规划经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毫无悬念地写进规划 ，标志着“和谐社会”这个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概念顺利进入

了政府操作体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 公报中所强调的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将是“十一五”期间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最现实的抓手。

　　和谐关乎民生，只有在民生中才能体察到真实的和谐度，那么“和谐安徽”的构建需要从何处破题呢？近日，《决策 》约请安徽省社科院和谐安徽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余秉颐研究员，从民生角度展开关于构建和谐安徽的对话。

　　就业：民营经济可以

　　释放巨大潜力

　　《决策》：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很难想象在一个失业率居高不下 、闲散人口众多的状态下，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乃至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和谐，请问安徽省目前的就业形势如何？

　　余秉颐：总的来说，安徽的劳动人口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4年，安徽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 3年上升约0.4个百分点，实际失业率已超过6%；今后几年安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大约为60万左右，同时农村富余 劳动力尚有800万需要消化转移，且每年还要新增约15万富余劳动力；新增就业岗位增长也很有限，按安徽GDP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可新增4.5万至5万个就业岗位匡算，每年只能安排50万至55万个就业岗位。可以预计安徽省就业形势的总 体趋势是：今后5至10年内，就业岗位每年短缺约为20万个，失业率难以降低。

　　《决策》：就业需求的无限性与岗位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极具普遍性，不独安徽需要破解这一难题，安徽在扩大 就业空间上有没有一些可以挖掘的潜力？

　　余秉颐：安徽的民营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对增加就业岗位、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意义重大。

　　从安徽民营经济的行业分布和发展现状上分析，民营经济每投资1万至10万就可新增1至数个就业岗位，比国有企 业、外资企业等投资对就业的影响要高出数倍甚至10倍。安徽城镇民营经济就业总量在2003年仅占国有、公有制经济就 业总量的60%，而在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民营经济就业总量早已超过国有公有经济就业总量的2至8倍。由此可见 ，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巨大。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民营经济的用工制度比国有经济有着更大的弹性，易于产生就业岗位的“衍生”效应。一个 岗位可能有2至3人就业的同时，1个人可以兼职数个岗位。这种动态就业岗位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失业率，也有利于新型就 业观念的形成。

　　《决策》：安徽跟江浙等东部发达省份相比，民营经济发展无论在规模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差距，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颁布以后，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安徽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余秉颐：如果我们将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就必须进一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 但我们不能说发展民营经济的目的就是解决就业压力，那样逻辑上就有问题了，好象发展民营经济只是劳动保障部门特别需要 去关注的事情。

　　最近几年是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如果政府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从降低准入门槛、产权 明晰、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些操作性强的政策进行扶持，那么安徽的民营经济一定能够获得长足发展，从而也会在提供就业 岗位方面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直接关系民生的大计，也是提高社会和谐度的可靠途径。

　　社保：耐用消费品时代

　　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决策》：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社会保障是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如果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很容易理解 这样的观点，请问我们怎样从民生的小角度去理解社会保障这一关乎民众和谐感受的大命题？

　　余秉颐：社会保障是我们这次做和谐安徽课题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耐用消费品时代确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背景 ，跟80年代不同，我们现在的消费更多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耐用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就是最直接的佐证。

　　如果我们不知道明天购置商品房需要多少钱,不知道将来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得病医疗保险还有没有, 有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去保障风烛残年，这就是说人们对生活没有办法产生明确的预期，你会怎么做呢？只有尽量地存钱。这是 我们谈为什么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提高民众和谐感受的制度基础。

　　《决策》：如果放在“和谐安徽”的语境下去谈社会保障问题，你认为安徽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做努力？

　　余秉颐：安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处于探索中，已经建立的社保体系很不完善。主要存在着以下不足和弊端：一是全 社会的保障意识不强，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存在社会保障意识薄弱的现象；二是管理多头化，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劳动 、人事、民政等部门多口管理，制约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三是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弱；四是社会保障资金支大于 收，财政负担过重；五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落后，受益覆盖面小，受益人数少。

　　当然，多头管理之类的体制弊端根源在上面，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安徽在建立科学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资 金筹集与支出制度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执行，解决社会保障资金过多依赖政府和企业单位的状 况；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管理，实现社会保障资金更为合理的支出。

　　安徽的社会保障事业还有一项需要考虑的是，作为农业人口众多的省份，需要设计一个覆盖面较大、惠及人口较多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突出考虑两种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一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地考虑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的 对象；二是尽快出台关于失地农民安置的政策，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教育与卫生：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两道关

　　《决策》：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安徽拥有6400万人口，三分之二 在农村，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安徽最大的命题。对安徽来说，突破口在什么地方呢？

　　余秉颐：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他认为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如果我们 把医疗卫生看作农村社会的生存需求，把教育看做农村社会发展需求的话，那么目前应该是这两个需求同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棘手的两个问题。

　　先说教育之难。2000年，安徽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税费改革前，安徽省农村教育经费投 入的基本格局是“财政收入保工资、教育附加保运转、教育发展靠集资”，其中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平均每年约11亿， 约占同期农村教育投入总量的30%，对农村学校消除危房、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实施“两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税费改革取消了包括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在内的乡统筹及面向农民的各种集资收费，教育投入机制发生了质的转换：由 多渠道投入向政府财政单一渠道投入转变，由“农村教育农民办”开始向“农村教育政府办”转变。而安徽作为一个经济基础 比较薄弱的农业大省，2004年全省的财政收入只有520.5亿元，仅仅靠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庞大的基础教育支出显然 不现实。

　　我们再说医疗卫生之难。在农村我们经常听老百姓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 见阎王”。这非常形象地描述出农村存在的因病致贫和缺医少药的现状。

　　前不久，

　　解决农民看病难不是一日之功，不仅需要投入上的保障，更需要让农民接受安全规范的医疗服务。能看得起病更能看 得好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直观的和谐感受。-

　　(和谐安徽研究课题组成员：李小群、孔令刚、程惠英、方金友、余秉颐、沈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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