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试错式改革新取向

　　-李 彬

　　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重新检视特区在新形势下的定位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站在国家发展的 战略层面，深刻理解中央设立特区的初衷，笔者认为，新形势下特区应进一步凸显其在国家发展中的试错作用。

　　特区之特在于试错与示范

　　回顾特区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深圳特区的改革在国家发展上主要发挥了试错和示范两方面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刚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发现世界已把自己远远抛在后面。如何选择一条适合国情 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决策层心里也没底，所以设立特区进行试错式改革便成为一种较稳妥的选择。

　　从现在看，中央当初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决策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一般说来，试错式改革的成本与层级和区域大小成正 比，层级越高、范围越大，试错的成本就越大，所以试错一般不从中央层面进行，而区域性、局部性的试错式改革是一种可控 制的改革。

　　可以说，中央设立经济特区蕴涵着强烈的试错式改革理念：如果完全试错了，大不了关掉不试；如果部分试错，可以 把问题局限在特区这一块“试验田”里；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就要继续探索和推进；如果试对了，中央就可以加以规范向全国 推广，比如市场化改革最先在深圳特区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20多年来，特区这一以特殊方式开辟的“改革试验田”为中 央决策发挥了巨大的试错式作用。

　　特区各种试验的成功，作为公共物品带给全国各地以巨大的思想震动和广泛的示范作用。这种制度类公共物品，宏观 层面的如民主、法治、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如治安、流动人口政策等，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往往构成不同地区 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

　　比如香港的各种制度类公共物品效应，对于内地发展的辐射作用就不小，连距离香港遥远的大连多年前就把城市发展 的目标定位为“建成北方的香港”。实际上，以香港的一些制度作为“参考”而检视本地区制度现实的思考，在内地各级干部 当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而特区效应，尤其是“深圳效应”早已遍及国内各个角落，大大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可以说，20多年来，中央对于地方的试错式改革，都能够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对顺民 意、得民心的改革成果最终以党的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加以确认和规范。

　　从国家战略高度考量

　　特区今后历史担当

　　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目前改革正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各种改革 瓶颈凸现，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即使是改革中先行的特区，也同全国一样，很多改革仍未过大关，有的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 方面先行了一步。

　　目前，特区已难以向国家贡献出什么制度类公共物品，在原来国家赋予特区的政策成为普惠式政策，特区靠中央给予 特殊优惠政策形成的正效应已慢慢消失，同时，这种正效应逐渐转变为负效应———改革意识和勇气的阙如，这就是优惠政策 “惰性”。特区发展至今，试错式改革意识和勇气逐渐消失，陷入了越来越内地化的“特区悖论”。

　　可以说，特区正承受着改革信仰缺乏的伤害，又面临着改革信仰需求的饥渴。连老百姓都考问，假如你一直在重复全 国其他地方都在探索的，你的名字还叫特区吗？当前，需要跳出特区研究的狭隘视野，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重新认识特 区的试错式改革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设立特区以来，中央始终是以“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来定义经济特区尤其是 深圳特区的。既然中央还要让经济特区存在下去，那么“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同样，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让 特区继续发展，让特区继续“特”下去，我们有理由揣测中央希望特区的“试错”作用继续发挥下去。

　　事实上，在新的改革时期，中央很需要地方进行大胆的改革，为中央决策提供经验教训，不管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 的。所以，特区的“试错”定位和功能不仅存在，而且要发挥更大作用。从更高的层面上说，特区今后的试错式改革，对于香 港、澳门回归后的继续繁荣稳定，甚至对以后国家完全统一都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而有条件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试错经验的只 有极少数城市，如上海浦东、深圳等。从这种意义上说，要重新认识特区的历史责任，让特区继续发挥试错和示范作用。

　　特区新的发展时期，呼唤真正有政治勇气的政治家、改革家。可以说，特区试错空间的大小源自政治勇气的大小。今 后要消除怕乱的思想包袱，只要顺民意、得民心的改革，就不会乱。正如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特区今后试错取向在于

　　民主政治建设

　　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特区改革还有巨大的空间，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盲区”和“空白点”，尤其在民主政 治建设方面。所以，特区广阔的试错空间，其取向就在于此。

　　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在于自主创新，而不是等待国家授权批准。当然，这需要对试错空间有明确的了解。没有弄清楚 试错式改革取向的空间，就产生不了凝聚人心的总目标和总战略。小平同志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 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好，因为首先要遇到人的障碍”，他进一步阐述，“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中央对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从清理体制性障碍入手突破。而体制性障碍更多的体现为与市场经济不相 适应的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上。笔者认为，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是地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尚方宝剑”。当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一直没有明确说用什么模式合适，也没有说改哪里、如何改、何时改、改到什么 地步、改向什么目标。但正是中央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容许各地进行探索，容许地方有自己的改革和操作模式。

　　特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试错式改革的空间限度在哪呢？笔者认为，其上限是：在政治上，不危及国家的统一、主权和 领土完整，不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损害中央的合法权威；在经济上，不妨碍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 和完善。下限是：不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侵犯和损害企事业、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权益。比如有人建 议深圳和香港合并，那就突破上限了，因为这属于中央决策的内容，不在地方试错的范围。

　　目前，特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试错式改革已具备较好条件：一是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二是有20多年经 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所以说，在上限与下限之间，特区有大有作为的广阔的试错空间，有理由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 试验场”和“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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