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概念的多面判断

　　-本刊记者 翁仕友

　　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力更生

　　《决策》：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内涵？

　　房汉廷：这里面有三个意思：一是增加原始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要加强集成 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产业；三是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在这一点上，日 本和韩国做得非常成功。

　　《决策》：各国都很重视自主创新，但是很多技术并不能靠一个国家完成，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是不是一种矛盾？

　　房汉廷：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锁国。全世界有23个创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基本标志是：70% 的新财富是靠技术创新实现的。

　　自主创新绝对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干，最通俗地说，就是要有一种自主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世界上勇 于承担责任，包括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在国际上，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掌控很关键，不一定你就拥有，但是一定要在 你的掌控范围内。比如说思科公司，它没有研发机构，但是你能说他没技术吗？它是全球科技“密探”，看谁有这种技术它就 收购，不能收购的它就用销售网络、市场力量来打压你，迫使你就范。

　　赵英：我们不排斥外来的，但是中国科技发展基点必须是自主创新。从国际政治来看，关键技术、战略产业不可能从 外国引进。从中国发展来看，那些早就自主的战略技术，比如导弹、航天，我们反而不落后；那些完全开放的，比如

　　研发投入不足限制创新能力

　　《决策》：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开发的现状如何？

　　郭励弘：从统计来看，中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到销售收入的0.7%，国际上一般都要在3%以上， 跨国公司要达到5%以上。早在1997年，数据显示全球前10名的跨国公司，研发投入最高的孟山都公司占到22%。

　　因此，以中国企业的0.7%的研发力度去跟那些3%-5%以上的研发创新力度进行竞争，连说都不要说。国际上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低于1%，企业是无法存活的，所以中国的企业是在国际公认的无法存活的境况中挣扎。 自主创新能力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指标。

　　再从研发投入的绝对数来看，1997年全球前10位的跨国公司中，最多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82亿英镑， 相当于1000多亿人民币。反观中国，数据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是960亿元，不到通用一家公司1 997年的投入。

　　另外，我们大中型企业中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一直在下降。1990年这个比例是54.1%，到2 002年就下降到25.2%，而在国外可以说达到了100%。这就是中国现有企业的技术开发现状。

　　《决策》：我们知道，每年国家都有相当大的研发投入，请问这是如何分配的？

　　房汉廷：全社会的研发投入是1800亿元，这里面包括企业的、社会公益团体的、政府的，等等。政府投入是13 00亿元，其中700亿元是中央政府的，这700亿元中60%是在军口，包括武器装备研制、重点技术等；民口当中六七 个部门是有预算的单位，包括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协等，科技部支配的投入只有100亿元左右，它管的主要是 四大计划：863、973、攻关以及科学技术平台建设、火炬创新基金。

　　自主创新是导向性政策，

　　不是操作性政策

　　《决策》：按照创新的方式划分，创新可分为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在5到10年时间里，自主创新会占到多大比重 ？

　　何传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还必须以合作创新为主。我们要大力提倡技术引进、技术消化、技术吸收，我 们80%的技术还要靠引进，自主创新的不到5%，但是它是增长点。

　　我赞成刘少奇的说法，“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是创新的第一个阶段，中国目前就处在这个阶段；第二 个阶段是既要“买船”又要“造船”；第三个阶段是既要“造船”又要“卖船”了。前段时间，龙永图与何光远就中国汽车工 业到底要不要自主品牌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分歧是在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水平、阶段的判断问题上，应 该说要跨越某个历史阶段是不可能的。

　　《决策》：这次中央将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请问，这会对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传启：一项政策能否立竿见影，首先要判断它是操作性政策还是导向性政策。导向性政策必须是超前中国目前的发 展阶段，操作性政策必须是与中国现实发展阶段贴近，像免去农业税政策就是解决问题的政策。显然，自主创新属于导向性政 策，而不是操作性政策。

　　国家创新体系不能“跛腿”

　　《决策》：《“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要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请问，这个体系包括哪些内容？

　　王元：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来看，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激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这是重点，因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起到主体 性作用的就是企业；二是推动国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改革，增加他们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是完善军民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的科技资源分配当中，军队占了较大份额，但在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当中，军转民用是主流，这 是科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规律；四是组建与产业聚集区、聚集带相关联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一个区域创新体系，很重要的是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因为中心城市是企业、人才和科技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五是建设创新过程中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包括 工程咨询、工业设计、成果转化中的经纪人与经济组织、科技创新的评价与评估以及各种商业服务机构等。

　　《决策》：1997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建议，请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何传启：1997年底，我们完成了一个报告《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重新解释构建了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我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包括以下几大块:一是必须要有知识产权来源的部分，二是必须有把知识 产权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部分，三是必须有把知识产权传播扩散的部分，四是要有新知识的应用部分。这应该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四大核心功能。

　　本人倡导一个概念叫知识创新。这样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并重的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强调技术创新，但知识创新、知识传播欠缺，英国是知识创新能力强，但技术创新与知识传播“跛腿”，成功的模式是美 国与德国。可以说，三大块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把三个协调起来才能建立、健全高效的创新体系，才 能够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体制突破是关键点

　　《决策》：就目前来看，我们要实现自主创新该有哪些具体措施？

　　赵英：现在提出鼓励自主创新，关键是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落实。很多具体的政策以前也都说过，我认为现在非常重 要和迫切的就是中外企业的税率要统一，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决策》：您认为目前首先要突破哪些难题？

　　郭励弘：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里，企业创新的途径无非就是两条：一是现有企业自己的试验开发，试验开 发是商业化的行为，只能由企业来做；第二条路就是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开发，也就是硅谷模式。这种模式是由高科技开发人 员带着技术、观念、产品的设计下海，有风险基金或者其他的风险投资者来投入大量资金，如果风险金融环境非常好，有可能 取得极大的成功。

　　但是这两条自主创新的路在我国都“严重堵塞”。现在提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口号，我是不太明白，好像企业 不愿意自主创新似的，还得靠政府去鼓励。实际上，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它肯定会自主创新，相反我们政府的各种体制 、政策、制度往往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氛围。

　　问题的核心不是去鼓励企业怎么去自主创新，而是政府如何去清除障碍。如果这些体制性的问题不改革，再谈自主创 新就是舍本逐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次的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才不会成为一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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