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王晓渔专栏
新浪网和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在举办一项名为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的活动。这个活动存在诸多问题，暂且不说作家能否像奥运会或超级女声一样排名，单是其中一些细节就值得质疑。比如陈映真和白先勇分别被归到“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的行列，可是他们都出生于1937年。在文学史上，现代和当代的分界一般被确定为1949年，陈映真
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59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现代作家。主办方声称他们组建了由“25位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专家组成的专家评选委员会”，不知这些专家为何对这些常识性问题视而不见。
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意于纠缠于以上这种细节，而是对其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更感兴趣。虽然活动尚未结束，目前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表明“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标准排名受到挑战，其中名次下降最快者是郭沫若，无论在专家投票还是网友投票里他都名列30位之后。我对这一结果并不吃惊。我手头惟一的郭沫若的著作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这本书出版于20年前，纸张发黄却又崭新如初，在打折书店的书架上放了长长一排。这一卷收入了郭沫若的部分诗歌，顺手打开一页便是这种句子:“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蜀道奇》)
在网友的留言中，不仅郭沫若的作品受到批评，他的人品也受到猛烈抨击。“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的做法都不足取，但如果一个作家的为人和言论都让人失望，读者向他摆手也是情理之中。长期以来，郭沫若被称为“歌德”，这个比喻从表面上看称赞他类似一个伟大的诗人，实则是“歌功颂德”的意思。在那个作家没有足够自主性的年代，如此批评郭沫若是否有“苛评”之嫌呢？
英国哲学家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论述已经成为经典，前者指“免于……的自由”(be free from ……)，后者指“从事……的自由”(be free to do ……)。但是在两种自由都匮乏的年代，这组概念似乎有些失效。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发明“消极不自由”和“积极不自由”两个新造词语。所谓“消极不自由”，指被迫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比如秀才奉命撰写吹捧文章；所谓“积极不自由”，指主动选择“不自由”的状态，比如弄臣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在一个缺乏消极自由的年代，苛求平民抗争“消极不自由”，可以说是“酷评”；但作为一位著名作家，郭沫若的某些行为并非出于强制，完全属于个人的“积极表现”。对这种“积极不自由”的批评，是维护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与“苛评”并无关系。所以，很多读者能够原谅保持沉默的钱锺书，能够不再苛责曾经撰写过批判文章的巴金，但是对“歌德”的郭沫若却表示出强烈的不以为然。
最后值得提醒的是，尽管现在郭沫若在网友投票中排名下降了，但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郭沫若式的话语方式。那种由“啊”、“呀”、“吧”和感叹号拼装而成的空洞抒情，如同潜伏在我们思维之中的病毒，随处发作。拒绝给一个“歌德”作家投票，易如反掌，但是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惯性，难如撼山——后者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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