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执掌人大国学院 称国学研究不仅经史子集

　11月23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浦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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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人民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举行。纪宝成校长（左一）向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右一）授院旗。中雪峰摄

10月17日上午，人民大学国学院28名学生，开始他们的第一堂课———国学入门。实习生高松摄

　　-对话人物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以字行，号宽堂。江苏无锡人，1924年生。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1954年调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5年至1986年，

长期借调文化部，主持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并创建《红楼梦》研究所，任所长。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今年5月，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受聘出任首任院长。

　　-对话动机

　　今年5月，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被聘为首任院长。人民大学选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出任国学院院长，是出于什么考虑？作为著名红学家，他将为国学院的建设发挥什么作用？他对国学院的建设有何设想？他怎么看待外界的质疑？日前，在位于通州张家湾的“瓜饭楼”家中，冯其庸接受了本报专访。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北京报道

　　校长两度登门

　　新京报：冯老，您当初是怎么知道人民大学要成立国学院的？

　　冯其庸：在筹备过程中，我的学生来看我，提到这个事情。听说人大要办国学院，我非常支持也非常赞成。

　　新京报：他们是什么时候邀请您出任院长的？

　　冯其庸：我知道人大要成立国学院时，完全没跟自己联系起来。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离休都九年了。

　　后来听说要请我当名誉院长，我也没太在意。名誉院长嘛，反正也不会费多大的事。隔了一段时间，纪校长来看我，说要请我当院长，我当时以为就是名誉院长。

　　纪校长回去后，我让与纪校长同来的叶君远教授跟他确认一下，纪校长说就是院长。这下我紧张起来了，因为当院长我就要投入很多力量。

　　说实在话，依我看，我不是院长的理想人选。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学术上做得也很不够。从早年读书到在人大教学，我一直很重视先秦两汉以来的学术发展，后来被调去做了3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早年喜欢的这些学术相当程度上都荒废了，所以我没想到要担任这个职务。

　　新京报：您最终是怎么答应下来的？

　　冯其庸：我在电话里跟学校说，不要让我当这个院长。

　　后来又写了一封信转交给纪校长。信中很恳切地说，我能力不够，年龄也大了，希望不要让我担此重任。

　　结果纪校长又来了，那时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要是再坚持不去的话，那就耽误这个事啦。设立国学院，纪校长是个非常有作为的人物，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应该支持他。

　　所以我就只好勉强答应了。

　　等这个班子建立得差不多了，我就退下来。我说我只能过渡一下，以便校长物色更合适的人。这样才勉强接受了纪校长的邀请。

　　大概念的国学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对国学的概念很有争议，您怎么看这些争议？

　　冯其庸：讨论一下当然不是什么坏事，这样也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清晰一点，明确一点。但是光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没有太大的用处，问题是要实干。

　　新京报：您怎么界定国学的概念？

　　冯其庸：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

　　国学本身也在发展。国学作为一门学问，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在丰富。汉代肯定比秦代丰富得多，到了唐代又比秦汉丰富得多。国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国学本身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一百年以后，人们看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许多重要著作，也会列入国学的范围里头去。

　　新京报：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学跟以往有些什么不同？

　　冯其庸：今天这个时代，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使得我们近代以来的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传统学术也在不断发展更新，今天我们再来读先秦两汉的经典著作，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也会跟前人不同，而且会比前人更客观、更准确。

　　经史子集之外

　　新京报：除了开设经史子集元典研读课程之外，您主张在国学院开设西域学、敦煌学、简帛学、汉画学和红学等课程，您是怎么考虑的？

　　冯其庸：我们要开发西部，不去研究西部怎么能行呢？

　　敦煌学不仅仅是我主张开。敦煌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早已成为国际显学，而且我国对敦煌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成就卓著，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好好把它继承下来，传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新京报：那简帛学呢？

　　冯其庸：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震惊了世界。这么多地下文书，你不能不去研究它，还要去抢救，有些东西，你不去抢救的话，它就会消失了。所以简帛学也非常重要。

　　简帛为现在研究国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文献和典籍。我认为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发现的时代，以往学者所无法见到的东西我们见到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典籍出现了，我们可以从新发现的典籍和文献里寻找新的资源。

　　我还建议研究西部的古文字。不少西部的古文字，都变成死文字了，但它却蕴藏着许多西部古代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它与中原的紧密关系。

　　新京报：大家对红学的了解比较多，而对您提到的汉画还比较陌生，您是怎么想到应该把汉画引入国学院课堂的？

　　冯其庸：汉画是一门新的学问。尽管很早就有人重视汉画，但作为一门学问还是近代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事。

　　形象地讲，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和帛画等等，就是汉代人留给我们的一部关于汉代的社会形象史。

　　汉代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无法直观了，但汉画上都有，有些内容你都无法想象。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部无比生动的艺术史。

　　红学，包括明清小说，是一门亟待深化研究的学问。

　　特别是红学，一方面是大众非常关注的学问，另一方面又是近些年来被任意曲解得远离学问的学问。在学术领域，红学是最容易被闯入并可以信口乱说的一个领域，所以红学亟待规范化、科学化、学术化，不能把猜谜当作考证。

　　红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不能把它简单化、单一化。

　　它须要真正的历史学、考证学、版本学，也须要新的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等等。《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它的思想和艺术形式最贴近我们，最具有现代意义，所以国学院也准备设立专门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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