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高层难觅中国面孔 四大因素影响国人晋升

　　《环球》杂志驻联合国记者/刘历彬

　　时常看到日本人作为联合国及其下辖机构或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场合充当协调者、调停人乃至救济者。而在这些场合的主席台上，却鲜见中国人身影。

　　实际上，在联合国的高级管理层中，特别是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的高级职

员中，中国人的数量屈指可数。而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在联合国“做官”这么难？

　　为数不多的D级高管

　　57岁的翁盈盈是联合国人事厅征聘司司长，负责除维和部队之外的所有有关联合国人事征聘的政策制订和具体执行工作。气质文静、谈吐优雅的她是目前在联合国的中国职员中为数不多的D级资深管理人员之一。

　　翁盈盈祖籍广东潮安，出生在越南西贡。1977年，联合国招考中文翻译，正在法国

　　身为征聘司主管，翁盈盈的工作很繁忙。每天早上8点钟不到从家里出发，乘40分钟的火车到达曼哈顿大中央火车站后步行15分钟抵达联合国大厦，下午6点钟下班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回家。《环球》杂志记者几次去她的办公室拜访，她不是在与下属谈话，就是在埋头处理文件。

　　工作之余，翁盈盈的生活则很简单，读读书、散散步、和子女通个电话，日子过得平静惬意。联合国职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当问起翁盈盈退休后的打算时，她的回答洋溢着法国式的浪漫：“我想回到国内，在苏州买一间木屋，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生活。”

　　不过，翁盈盈还是透露了一点心愿：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中国内地的大学任教，把自己多年从事人事管理的经验倾囊相授。

　　在海外漂泊多年，翁盈盈仍然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申请加入法国或者美国国籍对她而言不是一件难事，但翁盈盈却宁愿维持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虽然这给她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些不便。翁盈盈淡淡地解释说：“我是中国人，理应持中国护照。”

　　在联合国工作了28年，翁盈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深有体会。最近10年来，她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内地一次，或旅游，或开会，或讲学。中国的发展变化让她吃惊，也让她高兴。

　　翁盈盈笑称，甚至有美国职员向她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持续向前发展，成为制约国际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从助理到专家

　　刘达政在联合国，甚至在纽约的华人圈里都小有名气。身为联合国大会部中文处培训专员，已近耳顺之年的他谈锋甚健。

　　刘达政出生于广州，50年代初移居香港。1973年，刘达政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恰逢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为加强中文翻译队伍向社会招聘人才，25岁的他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刘达政是一个勤奋的人。初到联合国工作的日子里，因为当时还没有中文打字机，他每天俯身案头，奋笔疾书，指尖也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天道酬勤，凭着不懈的努力，他在10年间就由一名助理翻译到译审，再到高级译审，这也是联合国职员所能达到的最快擢升速度了。

　　由于自始至终都在中文处工作，刘达政切身感受到中文地位的不断提高。按规定，凡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都应当以中、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等6种正式语言同时公布发表。中文处就是直接为联合国会议服务的。

　　由于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中文翻译的任务也随之加重，中文处从最初的20人增加到现在的60人，成为联合国里中国职员最集中的部门，而中文处所在的23楼则被戏称为“联合国里的中国城”。

　　最让刘达政难忘的是1974年，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大特别会议。3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邓公所展现的恢弘气度和大国风范，令刘达政感慨至今，也让他从那时起真切感受到做一名中国人的光荣。

　　刘达政为人豁达热忱，朋友多，社会活动也多。他现在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社会事务占去了他很多业余时间。不过，能够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对此倒是欣欣然。

　　闲暇的时候，刘达政最钟情的事情莫过于扛上三脚架，挎上照相机，到各地采风。他的摄影作品以花鸟和风景为主，带有浓郁的中国写意画特点，曾经在联合国总部和当地的亚文中心举办过两次影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还曾亲自为他的影展剪彩。

　　影响中国人晋升的主要因素

　　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我国开始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截至2005年3月，在联合国秘书处供职的中国职员有300多人。目前在所有中国职员中，职位最高的是联合国大会和大会事务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

　　联合国的职员按地域性质分为受地域分配限制和不受地域分配限制两种。各会员国按照人口和所缴纳会费多少等因素综合确定在联合国各部门所占职位的数量。

　　在联合国1.5万多名职员中，属于地域分配的职位大约2500个左右。这部分职位属于联大经常性预算部分，数量相对较少，但多属于关键、稳定、重要之类，具有较大影响力。

　　我国缴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总额的2%，按地域分配原则属于中国的职位数量范围在55~74人之间，目前的实际数字是56人，属于正常偏下的范围。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职员在高级管理层的代表性明显不足。我国职员在语言部门的较多，但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则屈指可数。

　　在56名职员中，只有8人属于D级的高级管理人员，仅占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总量的1%左右，其他的则都是P—2级至P—5级的业务类官员。

　　这一情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甚相符，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影响中国职员晋升高级职位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首先，语言是一个先天的挑战，熟练使用英语或法语这两门工作语言是联合国高级职员的基本要求；

　　其次，中国职员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普遍缺乏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经验；

　　另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职员的发展，很多中国职员对联合国的西方文官制度不适应，难以适应西方的官场文化；

　　我国缺乏相应的培养机制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据《环球》杂志记者了解，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办学项目来培养联合国职员，也没有人深入研究中国职员与联合国的有关课题，我国想在联合国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点是需要快速改善的。

　　2005年2月，联合国在我国举行了第四次国家竞争考试。在此之前，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和2002年在我国举办了三次同样的考试，考试合格并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这批职员素质相对较好，但目前职位较低，晋升到高级管理层尚需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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