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感还能带来快乐吗？(上)

　　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责任感之于人们的重量是不尽相同的。但在任何社会形态里，责任感对于人的作用与意义却都是相同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当一个人富有责任心时，他的自我便真正开始形成，同时，其立志开始，影响力随之增大，义务随之增多。

　　与自我、影响力以及义务同时到来的，或许还有责任感所带来的情绪上的烦恼甚至痛苦。当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责任感的人似乎生活得更快乐更轻松，而那些有责

任感的，则痛苦而沉重。

　　整个社会的痛感，难道一定要由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来分担吗？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社会责任感是种荣耀，那么在如今，它还能带来快乐吗？又有多少快乐可言？

　　为解放更大的痛苦而承受痛苦，就是快乐

　　文-秦兵(律师)

　　在某市一件非法拆迁案件中，我是原告，也就是住户的代理律师，我们的被告是

　　几百名居民陆续领取了几万元补偿款离开了自己家，他们的房屋也已经被拆除，东西被强制拉走，区政府的裁决书也下来了，裁决居民败诉；必须在七天之内从家中离开，否则将强制执行！

　　我一遍遍地看卷，我们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区政府的行政行为，我不断假想，开庭的时候区政府会如何举证呢？他们会怎么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开庭当天，当法官即将宣布进行法庭调查时，我举起了手。

　　法官说：原告律师，有事吗？

　　我说：刚才法庭进行身份核实时，我知道对方的代理人分别为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说：是的。

　　我说：我们希望法庭注意，我方提交的证人名单里，就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名单，说：是的。

　　我说：在我们提交的出庭证人名单里，也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另外一份申请，说：是的。

　　我说：今天王先生和赵先生都到庭了，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法官沉默。

　　我大声说：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低头商量，然后说：我们继续进行法庭调查。

　　我坚持：本人希望法庭明确证人。

　　法官问：秦律师，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现在必须说明，否则法庭将继续审理。

　　我说：根据诉讼法第25条的要求，我们有权申请证人；根据诉讼法第30条的规定，王先生与赵先生是合格的证人；根据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证人不得旁听开庭。因此，我们希望法庭确定两位先生的证人身份，然后请他们退庭！

　　法官问：秦律师，他们两位退庭后，被告方就没有人了，怎么审理？

　　我说：这不是我要关注的事情，是对方的事情，我只希望依法办事，请两位证人退庭。

　　法官又问：秦律师，如果两位证人退庭了，这个案件就不能审了。

　　我说：我不管是否能审，只希望法庭依法审理此案，从程序上保证诉讼法的权威。

　　这时，坐在法庭后面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一挥手……

　　几位法官都看着他……然后主审法官说：现在休庭。

　　15分钟后，法官再次出现。说：考虑到本案的情况，法庭不同意原告律师的申请，继续开庭。

　　我问：法庭为什么不同意本人的请求？本人的请求违法吗？

　　法官说：法庭有自由裁量权。

　　我说：本人认为法庭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体现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上，目前的情况是，法律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庭应当遵守，法官不应首先违法。

　　法官说：法庭认为应当继续审理。

　　我说：我希望法庭首先尊重法律的尊严，法庭不应当违法。

　　法官说：秦律师，如果我们同意你的请求，让对方证人退庭，本案今天就不开庭了。

　　我说：为什么不开庭呢？诉讼法上不是已经写明了吗？

　　法官说：你不就是想用诉讼法第5条：被告退庭的，视为没有证据没有理由，可以直接判你方胜诉吗？

　　我说：对，我们就是要用这一条。

　　法官说：我们不同意。

　　我说：这是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庭也应当遵守。

　　法官最后说：本庭已经确认，决定再次休庭，具体开庭时间另行确定。

　　第二天，业主来电话说，他们当天晚上与法院一直谈到深夜，法院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与开发商进行协商，尽可能满足业主的要求。

　　我们事后才知道，那天开庭时，坐在最后面的是他们的院长……第一次开庭的结果给予对方巨大的压力，区政府和法院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谁都不敢轻易为开发商解脱责任。

　　不久，我们得到若干消息，已经有人开始向区长提出建议了，市里也要求他就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很多记者从各地来到当地进行采访，大家想不到中国民主选举竟然从拆迁中展开了，50多年来选举第一次在当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时谈判也在不断进行，人大、市政府和法院都加入了谈判，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这件事情的性质升级，所以每个人都比较积极地参与进来。

　　有一天，我正在陪女儿玩游戏，法院打来电话说：秦律师，咱们都省心了——原告撤诉了。

　　也就是说，我们胜利了——开发商同意赔偿！

　　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确实费了我不少心血，作为一个律师，他的职业目的当然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如果说其中有快乐，多数时候，只是短暂的一瞬。更多的时候则是愤怒、忧心与痛苦。然而，为着解放更大的痛苦而承受痛苦，却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快乐，它使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尽管微不足道，但是在推动社会正义的进程中，融入了你的力量。

　　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你的价值。

　　责任感的快乐，源自对自己的尊重

　　文-张大诺(临终关怀志愿者)

　　“有没有人管啊，有人被推河里了，出人命了。”

　　在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一个快90岁的奶奶在院子里喊着。

　　我走过去，问了几句，明白了这其实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她或者做了一个梦，或者想起了过去的什么事情，把它当作真事了。

　　做了两年临终关怀志愿者，我清楚地知道事情是假的，但她的急切是真的。于是就有了我们以下的对话：

　　“奶奶，那个坏蛋已经被抓起来了。”

　　“是吗？”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这里的人都知道了，我以为已经告诉你了呢。”

　　“噢，那他们忘告诉我了。”

　　“现在知道了，没事了，没事了……”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奶奶没事了，不喊了，继续坐在轮椅上，面容安详地晒太阳。

　　在做临终关怀志愿者前半年的时候，每周我只来这里一次，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明白，这些病人对我来说不仅是“献爱心”的对象，而且是一种“逃不掉”的责任。

　　一个快90的奶奶一直以为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所有人都心怀恐惧，我知道后，心想着下一周去看看她，看能不能帮上她。

　　但当我真的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

　　她常坐的轮椅还空荡荡地放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是在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中走的，在对每个人的恐惧中走的，而我，本可以减轻她的恐惧，只要我能多来几次。

　　在把爱心转为责任的时候，我首先体会到的是一种疲惫，甚至痛苦。一周去三四次，合在一起将近十个小时，每天来回三个小时路程，回家的时候在地铁里一坐下就开始睡觉，借以恢复体力。周末的时候我会在医院待一天，中午没地方午休(必须放松一下大脑)，没办法只能到城铁车站里，坐在候车椅子上睡觉。那时候我也问自己：真的要守住这份责任吗？把它改成以往那样，方便的时候偶尔看一次，不也一样吗？也没人说你什么。

　　但每次，当我下午再走进医院院子时，那么多老人一看见我，刹那间眉开眼笑的，看着这些老人，我甚至觉得他们像是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一刻，我的内心非常快乐。

　　后来发现，这份“责任”带给我的快乐远不止这些。

　　走在走廊里，医生、护士以及护工都在对我微笑，整个一天下来，能“收获”几十次这样的微笑。想一想，有谁能够在一天里拥有这么多真诚的微笑，心灵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份瞬间而生的温暖，它真的让我这一天仿佛都有阳光的味道。如果我没有这份责任感，这微笑不会属于我。

　　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我常去看的一个奶奶的女儿，信中表达着对我的感谢，言语非常诚恳，还附带了一份小礼物。那一刻真的有一份惊喜，不自觉间，这之后三四天内，一想起这封信，我都很高兴，包括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后来我想，在我有这份责任感时，就注定了会有这样一封信，或者类似的东西，注定了它将带给我快乐以及对生活中某些沮丧时刻的慰藉。

　　责任感，与其说是一种感觉，不如说是一个有趣的链条，它开了头，就必然会引发什么，“躲”也躲不掉……

　　两个同室的临终病人吵架了，他们分别向我诉苦，我分别作着调解，告诉她们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把原来两人认为的对方人格问题转为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冲突，后来我再去她们屋子时，发现一方托人为另一方买了一小盒烤肉……

　　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我多大的“成绩”，但过后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生命是按小时计算的，而我帮助他们抢回了一大段快乐或者平静的“小时”，那一刻，内心中突然有了巨大的成就感以及一份深沉的快乐。说它深沉，是因为在这个快乐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它能持续一生。即使我到了像他们那样老的时候，只要我还能记起这个事，就还会有这份快乐。

　　其实，有责任感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理所当然，在“理所当然”中也就不觉得那么快乐。但经过了这件事，我开始告诉自己：你并没有真正发现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除非你明白：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在做着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你，在某些方面，事情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么想不是为了获得快乐与幸福，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一旦有了这种尊重，就有了幸福与快乐。

　　如此，我想，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关怀会是我一生的责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将有一生的快乐？

　　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文-刘鉴强(《南方周末》记者)

　　当我回忆采写“两个男孩高尔夫球场神秘死亡”时，会再一次陷入痛苦之中。这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难以忍受的采访经历。

　　去年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两个8岁男孩进入邻近的高尔夫球场玩耍，失踪17小时后，被发现死在高尔夫球场的人工湖里。根据种种可疑迹象，死者亲属认为，孩子死之前曾遭遇了暴力折磨，甚至有理由怀疑孩子是被成人投入水中淹死。

　　2004年的3月12日，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我听两个父亲对我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作为父亲，我能体会到那种痛苦。在聆听讲述的五个小时里，我感到周身发冷，时时要压抑住大哭的冲动。

　　第一次采访结束，我没有坐车，只是匆匆地走着，用脚步来整理杂乱的思绪。 我的心怦怦跳着，我听到它的呼喊：“我一定要写出来!”

　　我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那些恶劣的黑手伤害孩子。

　　我知道，采写这样的稿件有风险……情绪激动地走在街上，我想，如果我最终因为得罪权势而受到惩罚，比如被上头强制开除，值得吗？

　　值得!没有什么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

　　我第一次有这样强烈的冲动：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报道出来。不是惩罚谁，不是要伸张正义，只是告诉人们，我们对此不能容忍。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孩子。理由只有一个：我的儿子不要受到这样的伤害，所有的孩子有权利免于这种残暴。

　　但作为记者，动机可能由感情所驱使，其谨慎客观的求证却必须超越感情。在对此事的调查中，我接触了所有能得到的信源，包括死者亲属、球场保安、警方、球场旁边的住户，并拿到了最重要的证据：警方询问笔录。但有一个疑问仍然存在。

　　警方的结论是“溺水死亡”，但孩子家长发现疑点：如果是溺水死亡，孩子身上怎么会有大量的挫伤？其二，案发时是寒冬，北京所有的池塘，包括这家高尔夫球场里其他的池塘，都结了厚厚的冰，为什么独独发现孩子死在其中的水塘没有结冰？

　　因此，家长怀疑，两个孩子经受了暴力折磨之后，被人砸开冰面，投入池塘淹死，造成失足溺水死亡的假象。

　　尽管如此，警方的结论还是“排除他杀”。对湖面没结冰的疑点，解释五花八门。高尔夫球场先是说砸开冰面“给鱼透气”，后来，口径改变，说那湖“本来就不结冰”，至于原因嘛，说底下是流动的水，所以不结冰。最后，花样翻新，另有一种说法：那冰窟窿下面有个直径315毫米的出水管道口。

　　这，也许为蹊跷的“不结冰”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作为记者，要对事实负责，不可不查个明白。我想知道，孩子死亡的冰窟下，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管道口？高尔夫球场是不是又在撒谎？我打电话询问过当时打捞尸体的当地农民，他告诉我底下没有水管。但是，我能相信这样的二手信息吗？他当时忙于打捞尸体，真的注意到水底的状态吗？他的话，只能描述为：“他没有发现底下有水管。”却不能说明底下确实没有水管。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那个球场，但被保安赶了出来，因此，我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潜入球场，实地勘察。

　　4月15日夜里，我从北京市里赶到高尔夫球场，手持一根铁棍，与孩子的父亲和亲戚，翻过有尖刺的铁网，潜入球场。

　　拎着铁棍，穿过树林，眼前是一条壕沟，约有一人深。跳下去，再爬上来，便是球场核心。那是一处旷野，极易暴露，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是保安亭，我们压低身子，沿着球场的低洼处小跑，避开视线。突然远处有明亮的灯光射来，吓得大家蹲在地上，不敢动弹。一会儿灯光挪开，才知道那是汽车的车灯。

　　翻过一个小坡，便见到那湖。我们迅速跑过去，蹲到黑乎乎的柳树底下，才出一口气。

　　这时大约是半夜，一个孩子的父亲刘丙亮和亲威老马陪我下水。我们找准方位，轻轻跳下水。尽管我预料到水会很凉，但没想到会凉得那样刺骨，那样难以忍受。我们到达那个冰窟的方位，水大约深1.6米，肩膀以上，下巴以下。我们用脚在水底下“摸”，没有异样。也就两三分钟，他们两个冷得受不了，跳到岸上，我也坚持不住了，慢慢用脚在下面趟着，走到岸边。但是，我又犹犹豫豫地想，如果搜索范围不够大，探索不仔细，一跳出高尔夫球场，想要后悔都来不及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又回去，这一次扩大周边范围，脚在水底一点点地蹭出去，直到心中一点怀疑也没有了，才跳上岸来。

　　现在我确信，在当初冰窟窿下的方圆几米内，水底一律是防渗漏混凝土，坚硬结实，连个细缝也没有，所谓有315毫米管道口的说法不实。有人又在撒谎。

　　坐在柳树底下，一边迅速穿衣服，一边为那两个可怜的孩子默哀。我见过他们生前的照片，那么活泼可爱，可是，四个月前，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在此处，留下父母每天流着眼泪。

　　我回到家里，妻子早就睡了，那天是她的生日。这样冒险的采访，我没有告诉她，怕她担心。

　　两个星期后，我的报道《两个男孩的神秘死亡》刊登，文中我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孩子的死亡有疑点。我在报道的结尾，一反平时冷静客观的风格，加了一些感情色彩，算是对两个孩子的吊唁：“五一临近，北方已经初夏，B4湖边(孩子死亡地点)高尔夫球场的草已青青，有人在湖边挥杆游乐。两个8岁男孩却仍然静静躺在太平间的冰柜里。那里寒冷异常，正如同那个漆黑的寒夜。他们没有等到这个春天。”

　　读者反响强烈，对我们对“正义、良知”的追求给予赞赏，并肯定记者小心求证的精神。一位新浪网友在留言中甚至说：“这位记者像侦探。”他说得有道理，作为一个调查报道记者，他的目的跟侦探一样：追求真相。

　　然而，当记者得到赞美时，这篇影响巨大的报道，却对孩子的家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警方直到目前仍未改变最初结论。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我尽了最大努力，却没有任何意义。

　　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摆脱这种情绪。但我不再看孩子的照片，不再回忆这件事，不再与孩子的父母联系。我怕这种联系，会再次揭开我们的伤口。这次出于责任感的报道，自始至终带给我的是悲伤和愤怒，没有一丝一毫的快乐，哪怕是因报道得到读者的肯定时。

　　但是，孩子的父母感谢我，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我所代表的《南方周末》关注了他们，并想帮助他们。我的报道，他们也许不敢再看，但他们会珍藏起来，也许会在孩子的忌日，烧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知道，社会并非对他们的凋谢漠然相对。

　　我没有得到快乐，但是，有很多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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