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精英年鉴之“大国进步事件”

　　电影： 《英雄本色》 原片导演：徐克

　　释义：他们或身怀绝技，或悲悯天下，或闪耀人性光辉—多年的流行文化传统，让艺人成为香港社会心理中公认的英雄。虽然荧幕形象只是形象而已，但香港艺人在灾难降临之际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员能力、号召力以及因此而树立起来的慈善形象，让人坚定地认为：所有良心之举乃是“英雄本色”的自然流露。

　　英雄本色

　　香港明星基本上都是慈善家

　　香港大球场的舞台上，近200名艺人轮番登台献唱，明星之多、阵容之强，在香港演出史上绝对空前绝后；台下的座位却稀稀落落，三分之二的座位全天都空着。

　　人少的原因，不是因为明星的表演太差劲，而是因为大嘴巴曾志伟一直在喊：“这不是一场演出，这是一个筹款活动，请大家不要在场内待太久时间。”

　　这场名为 《爱心无国界演艺界大汇演》 的慈善表演从1月7日下午4点开始，一共持续了7个小时，现场共筹到善款3641万港元。如此高的“票房”，让这场爱心“电影”当之无愧成为2005年度最佳“影片”。

　　香港的“快速反应部队”

　　2005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10个名额里娱乐圈竟一举占去3个，当选者分别是杨千女华、古巨基与许志安。主要是因为评委看了他们的“参与公益事业履历表”，觉得舍弃哪个都可惜。

　　在发生灾难的时候，香港艺人的快速反应能力让人惊叹：南亚海啸发生的当天，成龙就捐出善款50万，英皇和无线迅速推出两场大型慈善筹款活动，接下来就是那场持续7个小时的筹款活动。据统计，6000万人口的香港累计为南亚捐出善款7亿，平均每人捐款100港币以上，成为全球单一捐款数额最多的城市。这个数字，除了和香港人的慈善传统相关，也和香港演艺明星的努力紧密相连。

　　事实上，香港演艺界的动员能力已经在此前的灾难中得到极好的体现：华东水灾、台湾大地震、SARS肆虐等，他们总能迅速发起慈善筹款和义演活动。而2002年， 《东周刊》 封面刊出刘嘉玲受辱裸照后，香港艺人火速筹组了一连串谴责行动，该刊最终黯然关门。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香港明星”四个字总是跟“八卦”两个字难舍难分，这个东方好莱坞和那个西方好莱坞一样，每天都充满了香的、咸的、辣的新闻，艺人摆谱、吸毒、做秀、打人、搞婚外恋的新闻从来都不缺，但是，当社会有难的时候，他们似乎马上换了一个人。比如说张柏芝，平常总少不了酗酒、抽烟、情爱等刺激话题，在海啸发生前，身在香港的张柏芝原想去日本拍戏，当她接到曾志伟通知后，立刻动身前往会集地，与张卫健、房祖名、杜汶泽三人一起前往印尼灾区探访当地灾民。在飞机上，张柏芝还取笑房祖名东西带得太多，因为她只带一套外衣和一个口罩。

　　很多电视台都播出了张柏芝印尼之行所拍摄的录像，其中一个镜头让人难忘：她在简陋病房的角落里哭得稀里哗啦。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我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沙，以后更要多做点事多帮些人。”据说，张柏芝几乎每见一个灾民就会拿出自己的钱进行捐助。这让人联想起张柏芝在云南发生的事情：因为帮助失学儿童，她连助手的腰包都掏空了，身上没有留一分钱现金，回到香港后继续给当地孩子进行捐助。

　　香港明星的强大号召力，源自流行文化在香港的巨大影响力。殖民时代的命运，让香港成为一个政治冷感的难民社会，居民对本地的公共生活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注。推动香港人形成集体意识的社会力量是自19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大众流行文化，从李小龙、成龙到许冠杰、黄 ，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们建构了香港的本土观，从而影响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香港文化评论者更感叹“娱乐就是香港的政治”。大众流行文化的威力反过来促进了演艺界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善于利用乃至强化这种威力来巩固自己的位置，扮演某种意义上的领袖。

　　危难时候怎样当旗手？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不幸堆一堆由大家均分，大多数人都甘愿接受一份，欣然离去。—苏格拉底

　　在民众对香港艺人连声赞叹的时候，对内地艺人的批评也随之而起。相对香港艺人的有组织、有纪律、有号召力，内地艺人的慈善事业显得相当寒碜，基本上可以归结成“小打小闹”。

　　香港是慈善之都，各种慈善组织多达数百个，除了有“政府特许”背景支持的最大慈善机构赛马会外，其它慈善机构都靠赛马会作部分拨款赞助的同时，也依靠民间捐款。香港基本上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捐款活动，使慈善捐款成了香港人的一种习惯和传统。对于大陆而言，慈善事业的落后，源自体制和观念的阻滞：中国老百姓最相信的机构还是政府，最不相信的是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声誉甚至比企业还要低。而在国外，情况恰恰相反，老百姓普遍认为，在行善问题上，“总统是靠不住的”。据了解，在1998年，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621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中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当前总理朱钅容基看到 《福布斯》 杂志发表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并要求国家税务总局查询前10位富豪是否在内地纳税时，结果竟然是无一例外地没有纳税。

　　这说明慈善事业的发达，爱心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构成充分条件，否则，“乐善好施”的中国传统为何在今天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观念？

　　香港艺人的动员能力，源自一个完备的组织—香港演艺人协会。该非营利性协会在1993年由梅艳芳、许冠文、谭咏麟和成龙发起成立，由艺人自我管理。协会的宗旨是“藉此加强香港演艺人沟通联系、提高专业水准、促进保障权益、参与社会公益”。香港演艺人协会除协调演艺界事端之外，多次捐赠衣物钱财给各地灾民，组织义工队长期参与红十字会各种慈善活动，致力推动“四海一心”和“茁壮行动”两大慈善基金。现任会长曾志伟在协会成立十周年时候说：“多年来发生了地震、水灾、SARS等天灾人祸，或者是反暴力、反盗版及对抗不良传媒，每一次香港演艺人都是第一个站出来、以快速的实际行动赈灾，主动尽力组织及响应，对社会发挥了一定的贡献。种种经历，作为自从创会已经是一分子的我，为可爱的香港演艺人感到引以为荣，衷心感动和欣喜……希望香港演艺人继续团结地发挥他们独有的特质力量，为社会慈善公益作出更多贡献。”

　　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内地并不缺少“应者云集”的可能，而是缺少“振臂一呼”的现实，中国电影100周年已过，内地甚至“演员工会”、“演员协会”之类的机构都没有，以至在“明星电话簿”事件发生后，除了此起彼伏的一些谴责声音，并没有哪一位受害者站出来主持一下正义。看来，慈善不慈善，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内地演艺人员要挽回因负面报道而日益下滑的名声，成立一个维护自身和行业权益的协会已经迫在眉睫，同时，这个协会还必须承担以下功能：让明星回馈社会有一条通畅的渠道、保证演艺界人士在危难之际能够迅速挺身而出—就像香港演艺人协会所做的那样。(文/杨学涛)

　　电影： 《花田喜事》 原片导演： 高志森

　　释义：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综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政策早都体现出对农民实施不取反补的倾斜，此利好消息尽管来得迟，但我们衷心欢迎。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的利益一次次被侵占，到如今，已经有“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危险，此次减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们该可以喘上口气了吧。

　　花田喜事

　　农民“皇粮时代”终结

　　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好皇帝或是不怎么样的皇帝，刚登基的时候都会大赦天下、减免赋税， 那是“德政”。时间行进到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

　　这的确是一个关系到9亿农民的利好消息。细加分析，加入世贸组织的压力则是中国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的最直接原因。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政策都体现出对农民实施不取反补的倾斜，而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惟一仍然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农业税税率也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税合成而高达8.4%。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本国农产品更还有高额的补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压力立刻激增，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处处长王道树解释说，我国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农业税又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大打折扣。为避免农产品在国际市场遭受灾难性打击，减免农业税势在必行！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菜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进口农产品，它们都是外观漂亮、一下就能吸引眼球的“偶像派”，当然追星的代价也不菲。中国的农产品只能以内在美取胜，Made in China重在经济实惠，号称“实力派”。一旦两者价格接近，“实力派”该如何与“偶像派”一争高下，惟有增加“实力派”在价格上的“实力”，才能维持两者的竞争平衡。

　　经过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两年两个一号文件的发布，农业税减免终于快步走向了现实。

　　如果说加入WTO的压力是农业税改革的直接诱因，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城乡税制两线并行的不公平局面。相对于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农业税没有起征点；相对于城市工商业者，农业税不管市场交易份额，几乎就是像“地租”一样定额交税。这不仅对农民极不公平，还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局面的进一步扩大。早在2002年1月26日，浙江大学教授黄祖辉就在浙江省两会上提出了暂停征收农业税的议案。当时他列出的第一大理由就是：农业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业税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在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大的环境下，不能再“损不足而补有余”，锦上添花固然可喜，但雪中送炭才更是难能可贵的。

　　有意思的是，农业税减免的消息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更多的是在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人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农民和村干部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媒体称之为：“税吏”这个角色被消除了。这说明，显然“税吏”现象较之不公平的农业税更为令人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介绍，目前全国乡镇吃财政饭的大概有1600万人，每年所需经费1600亿元；在全国80万个行政村和46个自然村中，村级干部1500万人，每年需要经费至少600亿元。而且，经济越是落后，财政供养人口也越多。农业税减免已经必然会带动一轮县乡机构的瘦身活动。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民减负最大的一次动作，农业税减免博得朝野掌声一片。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说过，农业税减免政策的贯彻过程其实有不少困难。对于对农业税依赖性不重的那些富裕省份，比如率先试行免征农业税的浙江，地方财政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还好，但对于对农业依赖性很强的中西部欠发达省份，400亿农业税的减免无疑会使地方财政压力非常之大。除了财政吃紧之外，还要预防常见的中央财政补贴被半途截流问题，各种配套政策还需要逐渐跟上。想法好，还需要做法好，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牵毫发而动全身，方法可以改变结果，局部可以改变大局。

　　更强的质疑声音是，以前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就是建立在农业税的基础上，取消农业税之后，双方将何以相处？曾担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就对取消农业税可能引起的问题作出了分析：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问题，上下游乡村利益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关系调节问题，城乡基本建设信托问题等等，都因取消农业税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且，当县乡对农民的农业税不再抱有期待时，农民的政治地位将也可能相应改观。

　　中国农村改革经常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一堆问题。取消农业税肯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在县乡基层的执行中不得其法，将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因此，我们在欢呼取消皇粮的同时，还需要多关心关心取消皇粮之后的情景。

　　不过，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一次中国“跟世界接轨”算是接对了。 (文/颜凯)

　　电影： 《英雄本色》 原片导演：徐克

　　电影： 《一招半式闯江湖》 原片导演：陈志华

　　释义：华晨和李书福带着汽车跑到德国去参展了！消息刚传出时，还真让些人笑掉了大牙，接着又开始有人担心，这会不会丢中国人的脸？！的确，在汽车的“江湖”里，外国的水多深啊！可是，当 《南德意志报》 打出大标题： 《中国人滚滚而来！“中华”开始了欧洲长征》 、李书福的京剧团在展台开演 《美猴王大闹天宫》 ，将参加国外厂商新闻发布会的人都“抢”了过来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大大方方、一招半式的亮相也有着自己的精彩。

　　一招半式闯江湖

　　中国汽车工业挺进德国

　　是国内市场的压力，更是冒险，但这需要勇气。2005年，中国汽车工业开始向德国挺进，强大的德国！

　　“中国人来了”

　　“地球看来在慢慢地改变转动方向。中国，至今的汽车业发展中国家和诸如大众或丰田这些品牌所优先考虑的市场，今年就要给此间古老的汽车世界提供自己的车子了。”

　　4月，5辆M1改进型中华车出现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AMI车展，华晨成为了第一个来德国参加车展的中国厂家。

　　领略过中国的纺织品和鞋“杀伤力”的欧洲人忧虑之余更多的是感到意外：这个远东的世界工厂正闯入德国和欧洲最后一块世袭领地—汽车市场，而且来得这么快。

　　是的，这些年，德国的马路上偶然也能见到镌着中文字“上海大众”的大众汽车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车的技术绝大部分还是德国。

　　然而，这一回来的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汽车。

　　当地媒体的表现要比其他人都兴奋，它们列出了不少煽情的标题：“中国人滚滚而来！‘中华’开始了欧洲长征”(南德意志报)；“中国汽车制造商向德国出发”(南德意志报)；“中国人来了”(莱比锡人民报)；“华晨中华：中国带给欧洲的价格破冰船”(汽车图片报)；“中国汽车工业—挺进德国”(经理杂志)；“中国人勇敢跃入德国市场”(商报)。

　　对于“中华”的名称如何翻译，网络报还很认真地动了一番脑筋，但最后定成了“Schong Hua”，这个读音可是差得远了些。

　　新德意志报的报道开宗明义：“莱比锡AMI车展的诱人处和轰动处，来访者可在第3展厅见到。中国汽车制造商华晨汽车公司在那里展出第一辆，专为欧洲市场开发的车型。”

　　南德意志报说：“地球看来在慢慢地改变转动方向。中国，至今的汽车业发展中国家和诸如大众或丰田这些品牌所优先考虑的市场，今年就要给此间古老的汽车世界提供自己的车子了。”

　　面对兴味盎然的德国媒体，华晨副总裁叶迟透露了“中华”的欧洲的计划：年内在欧洲市场先销M1型(排气量2升)，销售目标是5000辆。年底，欧洲人将能见到M2型(排气量2.4)。到2006年4月30日，要在欧洲建起完整的销售和服务网。

　　这个不算“霸气”的设想显然还是让德国相关人士不太舒服，咨询企业Global Insight的专家对媒体说：“华晨到欧洲市场来，显然来得太早了。”他还趁机揭了华晨老底：“中华在其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本身就很糟糕，2003年时还销售了25600辆，但去年的销售量跌了一半还多。今年他们想要在欧洲销售5000辆的目标野心太大了。”

　　有人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情况似乎很了解，分析得头头是道：“中国人开着他们的车来到欧洲，并不表示他们强大，中国汽车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利润大跌，这才追求开辟海外市场。”

　　对于德国同行的如此反应，华晨技术研发部的负责人刘强有一段话说得很带有中国人的朴实劲儿，“我们只是希望把莱比锡车展作为一个突破口。虽然中国汽车制造业起步比较晚，技术水平跟德国欧洲、美国都有差距，但是华晨有勇气面对最挑剔的德国客户，也希望以德国为平台，得到更多的反馈信息。这对促进对华晨车打入其他海外市场是有帮助的。”

　　再一波

　　艳丽的服装、舞枪弄棒、甩辫子翻跟斗、锣鼓喧天，让来参展的老外们先是吓了一跳，随后又倍感新鲜：真是一届富有中国特色的德国车展啊！

　　不管德国人怎么说，9月份，中国人又来了。这次轮到了一向牛烘烘的李书福，他来参加的是素有世界汽车工业“奥运会”美誉的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第61届)。

　　一个农民企业家，带领吉利，敲敲打打，进入汽车行业才八年，就一次性把自主开发的5款车(其中竟然还包括一辆叫“美人豹”的跑车)带到了这个世界顶级车展。这首先就让一向以严谨和精细著称的德国人吃惊不小。

　　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国内，关于吉利参加法兰克福车展的话题也正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一度引发作为首次在法兰克福车展露面的中国整车企业，吉利会为中国汽车工业争光还是丢脸的争论。而争论结果呢？担心“会丢脸”的人不在少数。

　　吉利这回 “亮了家底”，它把五款代表其最高研发水平的轿车全部摆上了展台：自由舰(CK-1)AT版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自动档轿车；FC-1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1.8L中级车；豪情203(HO)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右舵车；中国龙(CD)是美人豹的第三代产品；海域303H是中国海派轿车的新秀。展台的中心位置陈列的是中国龙。

　　德国厂商占领了1号馆、2号馆还有3号馆，吉利被安排得很靠边，李书福倒没太介意，市场营销嘛，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一套。花费2000万，带了一大帮人来到德国，他是打定了主意要把场面搞热闹些。第61届法兰克福车展也肯定成为了它1897年举办以来最“热闹”的一届。

　　以往，人们都是在微弱的音乐声中慢慢地品位汽车的技术，举止优雅。而这一次呢？吉利请来了浙江京剧团的12个演员冲上展台表演！

　　《哪吒闹海》、 《霸王别姬》、 《美猴王大闹天宫》 等经典京剧一股脑儿全上了。艳丽的服装、舞枪弄棒、甩辫子翻跟斗、锣鼓喧天，让来参展的老外们先是吓了一跳，随后又倍感新鲜：真是一届富有中国特色的德国车展啊！好家伙，表演把隔壁参加韩国双龙集团发布会的人也都吸引了过来。韩国人肯定是急了，他们赶紧请了一个德国的现代鼓队，也开始敲锣鼓。

　　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表现力，当地媒体随机对“观众”进行了采访，奥迪在亚洲的负责人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

　　“你觉得这个(吉利)展出怎么样？”

　　他回答：“这个车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样，但京剧我是第一次看到，很有特色。”

　　毫无疑问，车展上最大的亮点仍是德国车，但吉利的展台吸引了最多的人。不少欧洲国家的记者都要求专访李书福，他们主要是惊异于：“中国还有车？”因为在德国人的眼里，中国的车都是德国淘汰的车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自己的汽车。

　　吉利派出的近20人的商务代表一直在忙着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准备与吉利寻求合作的海外客商。他们还拿到了2000多份定单。对于参展结果，看来吉利本身是满意的，公司的公关部经理刘健全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获得法兰克福车展的参展资格，不仅是一次企业实力的海外大检阅，更是实现‘把2/3汽车出口到海外’战略的重要一步。”

　　吉利车的大幅照片，有的甚至摆在了德国媒体的头条。它们的报道似乎比中国媒体的报道还要热烈和正面。文章中叙述：这个车现在看上去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车，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个水平相当不容易，“中国汽车在不久后将会具有竞争力”。

　　国内专家也给出的评价有些动情：“我想，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企业家，能够把车做到这个地步，而且放到了法兰克福车展，去的气势也不错，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也没有任何的藏着掖着的感觉，就是告诉大家我来了，只要用这种气势去做，我想他们总有一天会起来。”(文/胡海卿)

　　电影： 《我的兄弟姐妹》 原片导演：俞钟

　　释义：政治往往缺少理想主义的光辉。历史肯定会记录下2005年炎黄子孙大家庭里的这一场喜事。4月29日胡锦涛与国民党时任主席连战、5月12日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握手，让全球华人深信，政见之争、时间阻隔，都无法稍减“血浓于水”、兄弟情深。

　　我的兄弟姐妹

　　两岸破冰：最伟大的“相见”

　　历史如要记住2005年最伟大的“相见”，当是4月29日胡锦涛与国民党时任主席连战、5月12日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握手。连战访问大陆时频频发出的“相见恨晚”的万千感慨，改变了台湾上下“相见不如怀念”的集体思维，泛蓝阵营国、亲、新三大政党高层以及“台湾狠角色”李敖相继“登陆”，使两岸这条曾经被人为切断了的邮路变成了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的繁忙通道，当然，不可讳言，如今两岸虽然破冰，但也尚未到天堑成通途的地步，因为大陆多年呼吁的“三通”还未实行。

　　连战曾经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从台湾“外交部长”、“行政院长”以至“副总统”，从国民党副主席到主席，旋风式地实现了他政治人生的辉煌，惜乎2000年李登辉弃连、打宋、抬扁，让国民党遭受了去台后五十一年里意外之“厄”，痛失执政权。从一个政党的角度来说，这是自从它成立及建立“中华民国”近百年最重大的政治破产，其表面的意义甚至较之1949年丧失大陆统治权更为严重。那一年的选举揭晓之际，正逢其夫人方王禹女士的生日，亲朋好友相聚，本以为可以庆祝一番，但是欢畅转成凄凉。

　　2004年，“连宋配”征战“扁莲配”，在人气沸腾似乎是胜选在握的情况下，因为两颗神奇的子弹，又一次败选，那时候，又正值方王禹女士的生日，因为已经有了先例，尤其是几年来台湾政治选情瞬息万变的“浅型形态”，没有人能没到最后关头就能有丝毫喘息放松之感，这一次，连家没有邀请什么人来祝寿，因此这个生日纪念日，没有出现四年前那样的尴尬局面。但是，毋庸讳言，挫折感和失败感应该更笼罩在这对老年夫妻的身上。连续几天的街头抗争，从电视上我们看到连战那张默默无声的脸，当然也偶尔听到他语带嘶哑的悲情呼告。

　　在台湾，连战向来被视为他们那一代人中老派政治家的典型，因为生性刻板、对政治权谋和选情操作不善于驾驭，加之国民党历年来“党国不分”、曾出现过大规模集体徇私的问题，积累了很多负面效应。然而，只要时机成熟，他的个人人格特质和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完全可以转化为成就大事业、大抱负的有利优势。在台湾当局者政治诚信信用卡已然刷爆的情势下，他一板一眼的人生原则、政治原则反而可以成为有力的支撑。据说，他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从来不走地下室，所以常常不会让在大门口守候的媒体记者至于扑空，他回答记者提问，也是从来不会误导、欺骗，更不会利用媒体炒作，他只有讲与不讲的问题，没有讲过又轻易否定的问题。加之，他出身世家，其祖父连横先生，著 《台湾通史》 ，有“台湾司马迁”之誉，尤其是在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之际，托儿子连震东给朋友张继云：“弟仅此子，雅不欲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 ？”真是让人感佩。

　　连战拥有这样的先天政治和文化血统，只待因缘际会和个人把握局势的勇气。2005年初，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展现出硬的一面，同时也释放出软的姿态，当此关头，连战出访大陆，不啻为成就千古美事。这是国共两党56年来第一次握手，也是化解历史恩怨的开始。陪同他来访的，除了副主席、秘书长这样的高层，依然也少不了陪伴他经历风雨人生的夫人，记者曾在今年9月在台北与方王禹女士有过一次茶叙的机会，她坦言自己并不懂政治，是的，在台湾政坛夫人政治化的趋势下，她高雅、简洁的身影不过是一道调和肃杀之气的风景而已。“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相隔近六十年的首次握手，所有的人屏住呼吸，镁光灯喀嚓喀嚓声音此起彼伏。多么不容易呀，五十六年，这一握手好像有一世纪之长。握手后，战哥转身，我知道他在找我，可是转错身，没看到我；再转另一边，看到我，拉着我和总书记握手，这就是战哥，永远不会忘记我。”这次连夫人新著 《半世纪的相逢—两岸和平之旅》 中写到的。

　　连战带来了台湾的善意，也给北大乃至中国带来了“自由主义”。同时也带回了“胡连会五大愿景”。另外一个收获颇丰的是宋楚瑜。宋楚瑜有“小诸葛”之誉，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国民党内一等一的政治明星，2000年脱党另立门派，却在原来情同父子后反目成仇的李登辉打压下，惜败于陈水扁，2004年捐弃前嫌，与连战搭配，也终于功亏一篑。在台湾政坛极不利于小党生存的局面下，留给宋楚瑜的机会已经不多。位于台北市松江路的亲民党党部，其情状无法与雄赳赳、气昂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提并论，但是不可置疑的是，它的领导人个人人气和驾驭局面的能力并不在连战之下，只是多年的政治积郁让他无所发挥，有更大的作为，因而悲情也更多些，一如他在清华大学讲台上演讲，提到的台湾人的悲情。这次演讲，使我们更多地知道了台湾人和亲民党领袖那种政治生活的另外一番况味。

　　对于生在陕西的妻子陈万水，他这么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女性就是陈万水。她告诉我‘就像陕西娃照顾爹一样地好好照顾我’。”并且说出了两岸情感万水千山隔不断的话。这是另外一种别有洞天的政治夫妻，虽然万水姐姐说：“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看到宋楚瑜从政。”这事实上是怜惜之情的另一种表达。

　　我们无妨把国亲两党的这次登陆看成是去年连宋搭配的续演，而历史提供了一个最大的舞台，主角是胡锦涛与他们二人，当然，还有很多人，只要这个舞台足够坚固，相信会保证每个人的精彩。(文/黄惊涛)

　　电影： 《七剑》 原片导演：徐克

　　释义： 2005年4月30日，建设部等七个部委联手出击，打击炒楼、抑制房价。这不由让人联想到了当年热播的武侠电影 《七剑》 ：天山上下来了七位剑客，他们代表着正义，要扫除人世间的不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元8世纪已经发出的呼告，至今仍无法成为现实。如果房地产市场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住不上房的市场、如果房地产正逐步变成富人们的游戏，那么，是到了该政府出招的时候了。

　　七剑

　　七部委联手抑房价

　　连续数年之久的房价高增长，有人高兴，有人却想起了当年让强大的荷兰崩塌的郁金香。

　　回顾2005年中国地产舞台，应由2004年中国房价的疯涨拉开大幕。据发改委2004年第三季度发布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房价比2003年同期上涨约10%，其中沈阳更是以近20%的涨幅独占鳌头。

　　事实上这仅仅是统计上得出的数据，其形成往往与基层实际状况有着巨大的差距。以房价疯涨的典型城市上海为例，2004年底至2005年初，上海新开住宅售楼处门前如同菜场一般，总会有一溜长队。外来务工者很快发现一项新的职业—排队买楼。当时，在地产业界的说法是，只要有块地，就能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

　　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一直在刺激着上海楼市，同时也在投资者内心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一千亿美元的境外资金投入上海楼市！这么多热钱，会将上海的房价推上什么样的高度？政府对热钱又将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场惊心动魄的游戏，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的积累，但谁又知道它会在何时结束呢？

　　事实上，当大量的金钱涌入这个处于开发初级阶段的巨大市场时，开发商们所追逐的必然是如何使自己的产品成为更好的投资工具。尤其对于上海内环以内的楼盘而言，更是如此。于是华府天地、翠湖天地、盛大金磐等一个个高价楼盘在浦江两岸最好的地段建起，房价也一飞冲天，甚至达到了10万/平方米的天价。于是，不难想象上海的房价会不跟着水起船高，很多人发现，努力一辈子，原来只是为开发商和银行打工；更多人发现自己连打这份工的资格都没有。

　　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住不上房的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好市场。政府部门并非没有发现这一潜藏问题。

　　在2003年6月13日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 (银发[2003]121号)基础上，央行和银监会曾接连不断地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五一”期间暂时停贷，“五一”后对房贷提高门槛；封杀炒房团批量按揭，对投资性购房和高档别墅实行限制执行商业贷款利率和降低贷款成数；内部对违规放贷进行清查，央行一次次发出防范风险的警告，6月银监会出台 《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 ，10月28日晚央行宣布从10月29日起加息……

　　然而，央行和银监会的所有这些行动，在许多开发商的记忆中，似乎只是让他们短暂地心惊肉跳了一下。78天之后，在以任志强、潘石屹等为首的地产商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国务院的一纸红头文件 《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简称18号文件)以更高级别的形式出台了。一时间，人们对18号文件到底是不是121文件的“修正”、“颠覆”和“否定”争论不休，然而，从几大房地产巨头刹那松弛下来的表情以及接下来的言论，人们分明看到，一个行业资本集团的力量显示出了它影响政策面的威力。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呢？2004年底和2005年初，国内房价开始了疯狂的反弹。

　　2005年4月30日，建设部等七部委 《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 (有被称为“国八条”)的出台，改变了中国地产的走势。

　　意见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强化规划调控，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严格土地管理”“调整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政策，严格税收征管”“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防范金融风险”“明确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标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切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和“加强市场监测，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条条直指中国房地产业的弊端，其威力和效用也逐渐显现。

　　上海楼市素有“中国楼市风向标”之称。2005年10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显示，9月份，有15个城市房价比上月(环比)有所降低，其中上海房价下降了1.2%，降幅最大。这是继8月份之后，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房价环比降幅最大的城市。

　　上海是这样，杭州、南京、温州等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房地产热点城市的情况，基本上也差不多。楼市“供不应求”的供求关系完全逆转了，过去是排上几天几夜的队，绕来绕去地托关系，还抢不到一个购房的“号子”，购房者不光要向售楼小姐陪上笑脸，还得奉上口红、香水，甚至于万元手机。而现在则轮到售楼小姐向购房者陪笑脸，轮到开发商向购房者赠送东西了，从送物业管理费，送海外旅游，送钻戒，送汽车，送飞机，到直接的降价打折，无理由退房，保价销售，……有开发商开始感叹，促销手段是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但收效就是不大。购房者冷眼旁观，看来是坚定地站到了政府这一边。

　　2003年底，针对房地产界大佬们气势如虹的反击，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强曾忧心于“政府公共性的丧失”。而这一次呢？

　　《中国经营报》 记者王其明称，今年4月出台的“国八条”是历史性的政策。“这一政策事实上正面回答了政府对于地产业发展的态度问题”，在两种激烈交锋的观点中，政府最后明确地提出应“加强对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调控，保证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有效供应”。

　　或许再过十年，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清“国八条”对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从今天看来，政府明确地告诉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不可能只是富人们玩的游戏，它承载着太多的经济、文化上的意义。政府倾听到公众的呼吁，有必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文/孙小方 黎子恒)

　　电影： 《唐伯虎点秋香》 原片导演： 陈嘉上

　　释义：从里里外外一把抓、明确产权关系、企业改制上市后实现“股权多元化”到MBO(管理层收购)……如何盘活国有资产、让资源高效运作起来，政府可谓是花了不少脑筋。2005年5月，国资委宣布25家国有大型企业面向全球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暂时跳过产权关系梳理，直接求助于在西方社会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CEO制。可见，郎咸平的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最终被国资委采纳，这个方案是2004年8月提出的，几番争论，被“点”中已是在9个月之后了。

　　唐伯虎点秋香

　　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全球选秀

　　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掀起一股旋风，他撰文批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并建议国有企业迅速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2005年5月，国资委宣布25家国有大型企业面向全球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其中以CEO、CFO为主，25家企业当中包括中国铁通集团公司。

　　这两者之间，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虽然早在2003年9月和2004年12月，国资委曾经先后两次发布 《招聘公告》 ，全球公开招聘央企高管人员，但直到2005年这一次招聘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起因正是郎咸平已经将“CEO制”变成了社会焦点。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中国187家大型国有企业加强管理和监督而特地成立的国资委可不是“街道办大妈”的角色，理论上，它是这些大型企业的超级大老板，不过这个大老板一直以来是社会公平论的攻击对象，指责它神明不清、办事不力。不过这次终于被众人追捧和抬轿了一把，因为得到舆论声援的郎氏改革方案最终被国资委采纳，国有企业开始尝试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国资委有俗称的“管人、管事、管资产”三管职能，代替企业进行招聘一开始更多意义上是“管人”职能的体现，而现在则成了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

　　其实在国资委之前，中国早已出现类似改革方向的小动作。2003年，深圳市政府就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过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试行CEO，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对日常经营决策实行“一元化”，加大马力，提高企业决策和运营效率，以解开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决策层重叠、角色冲突和内耗等纠缠在一起的“老鼠尾巴”。不过直到郎氏大辩论后，小范围内的小动作逐渐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作。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甚至对此下了这样的评语：“中央企业这种用人制度上的突破，堪比神舟五号在航天事业上的突破！”

　　郎咸平的改制提议从反对MBO(管理层收购)开始，并提出了“MBO乃国有资产流失最佳途径”的惊爆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中的实情，不说郎咸平点名的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这些企业了，看看落网的吉林巨贪乔本平，他说：“其实我的手法很拙劣，简直是明抢！”可是，CEO制是不是就是救命稻草呢？从一开始，国内就有一些不同调子的声音和噪音。很多分析者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明确产权关系，完善企业的股权结构，话说白了，就是要分也好、卖也好、“重新界定产权”也好，得让个人，最好是负责任的个人得到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实际操作中总得有人或者机构“代表”全民，而由一个个人构成的全民是没有一分一毫权益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实现了“股权多元化”，让想发财的人民再次为企业埋一次单，即便如此，国有股仍处于控制性地位，一股独大的格局使得其他小股东难以获得话语权。MBO这样的新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得，也就必然会因为监督和管理的缺失变成了一部分人将公共资产据为已有的工具，这部分人名分上应该是国有企业的管家，而实际上比东家表现得更东家。

　　在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黑洞之后，国资委终于选择了暂时跳过产权关系梳理，直接求助于在西方社会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CEO制。CEO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不断冲突和妥协中结的一个品质不错的果。选聘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意味着承认一种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模式，而把国有大型企业从行政管理模式中剥离出来，企业正名为企业，而不是原来看起来的四不像，说是政府吧，还生产东西，说是企业吧，厅级局级处级领导干部管着呢。单从这一点来看，由国资委推动的这一次国有大型企业集体全球招聘CEO是一个非常抢眼的社会事件、新闻事件，具有多方面积极的意义，说明了国资委正在尝试着培养自己的全球眼光。尽管后来发生了以邱子磊为代表的国资委“空降兵”招聘到位不久随即出走的事件，但就像通过国资委招聘到中国航空信息中心的总会计师孙涌涛说的那样：这一着已经迈出了政企分开关键的一步，从政府选干部变成了企业选管理者，从“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变成了在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创造利润。这是国企必须迈出的一步。

　　当然光有优秀的CEO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层原本就已经拥有非常大的权力，CEO制等于是赋予了管理层更大的权力。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必须对职业经理人有足够的监督和道德风险防范，否则美国从2001年安然公司开始的一系列华尔街丑闻必然会在中国重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非常不健全，治理结构的健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赖于法制的健全、经理人市场的完善和股权结构的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证券市场严重缺乏监管，犯罪成本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一个欺骗股东最符合“经济理性”选择的市场上，你哪怕是招来全世界最优秀的CEO，也无法保证他老实本分地尽忠职守。这就是人们对国资委引入CEO制的隐忧，在国外长得好好的橘子引进中国会不会品种退化呢？要让它不退化，长得和国外一样好，还得对气候、土壤和其它生长条件多多用一点心。

　　说到底，CEO制只是一种公司管理模式，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DNA链中的一个片段，植入一个片段管多大的用，植入以后会不会无效甚至变异，需不需要植入更多的优良基因片段乃至把整个基因都换上一换，这些问题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现在的引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进步的开端，预示着更多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引入国外的人，也引入国外的制度。反过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些：引入国外的制度，也引入国外的人，原装进口的东西，在工艺和效果上总该更加优异吧！(文/颜凯)

　　电影： 《猛龙过江》 原片导演：李小龙

　　释义：不是猛龙不过江。2005年，跑到国外去搞并购的中国企业在国内个个都是“如雷贯耳”：联想、华为、中海油、中石油、中国五矿……

　　是时候了！一个国内企业能在国外市场把中国没有的资源和技术买回来，提升产品质量，是远胜于它用同样的资金在国内“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在别人的地盘，尽管不一定每次都能赢，但迟早要做的事情，早一点大胆尝试，早一点让别人认识自己，不会错。

　　猛龙过江

　　中国企业海外大并购

　　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还是一些“异想天开”的海外并购计划，都足见中国企业界在2005年这一年里的勇气、自信心或者想象力。

　　中国人的想象力

　　万圣节(10月31日)当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收到了一份奇怪的文件，一个神秘公司声称要以450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世界石油巨子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消息传出，美国市场为之愕然。

　　半年，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蛮认真地跟国资委、商务部的领导探讨：“买下沃尔玛”—一家刚刚蝉联美国 《财富》 500强之首的公司。

　　“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与其投资美国国债，为什么不能投资像沃尔玛这样回报率非常高的企业呢？”买下它之后呢？这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教授豪言：“通过沃尔玛，把‘中国制造’卖到全世界！”

　　下半年，在西方的鬼节—万圣节(10月31日)当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收到了一份奇怪的文件，一个神秘公司声称要以450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世界石油巨子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消息传出，美国市场为之愕然。

　　这也是中国人干的！

　　“还好今天是万圣节。”基金公司CabotMoney Management 的总裁Robert Lutts不失美国人的幽默。

　　这一胆大包天的计划最后被证实，更像是 “一个高高瘦瘦、25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也确实在新西兰注册了一个公司)的恶作剧。但其想象力的大胆，并勇于付诸实践，再次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的例证。

　　海外并购的冲动和热情迸溅于2005年并非偶然。

　　到2005年8月底，中国的货币总量就已经达到28万亿人民币(接近3.5万亿美元)，而国内企业过度竞争所引致的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令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投资冲动喷薄欲出。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今天，让企业“走出去”看来已是必然的道路。中国人再次开始了前赴后继地“摸着石头过河”。

　　从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以实际代价17.5亿美元收购IBM PC和笔记本事业后，几乎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一“蛇吞象”举措。国际并购成功率本来就不超过30%，更何况中国另外一家风头不下于联想的企业TCL正因为收购了一家法国企业而步入寒冬。而根据IBM提交的报告，在过去3年半时间里，原IBM PC业务已累计亏损了约10亿美元。似乎联想面临的形势还更为严峻。

　　但无比神奇的是，在2005年6月30日，联想公布的财年第一季度业绩却让人振奋。

　　联想集团综合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4%，达港币196亿元。接连几年的亏损大户联想国际(原IBM PC部门)也迅速实现盈利约3.5亿港元。

　　大学时代就对IBM“心向往之”的杨元庆心感快乐，“我对原IBMPC业务的消化整合相当满意。”非常难得，这个少年老成的少帅可能是第一次用“相当”两字来评价自己的公司。

　　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位巨星是从事了30年石油工作的傅成玉。

　　这是一场长达8个月之久、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涉及金额最多、影响最大的海外收购战：斥资185亿美元与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竞购优尼科。45岁的傅成玉一手导演了这次收购大戏。在6月22日正式发出收购要约后的一个多月里，傅成玉和中海油成为了全球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心。

　　这位脸色黝黑、同事开玩笑说他“肯定是常用石油洗脸”的董事长被认为是个雄心勃勃的管理者，而通过这次国际亮相，中海油被国际公认为是“一家现代化的、具有一定西方管理风格的中国企业”。面对压力，傅成玉曾坦言，决策结果可能“让我成为英雄或者烈士”。

　　如今，收购优尼科终告放弃，但中海油的努力，无疑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公司最为大胆的一次跨国并购行动，也验证了傅成玉“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和西方石油巨头们较量”的豪言。

　　“就像日本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

　　尽管华为的欧洲努力最终败给了强大的爱立信和欧洲人的情结，但中国人再次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亮相。正如某境外媒体对华为的评价：“同思科的官司让华为在北美出了名，而介入马可尼收购，则让整个欧洲都知道了华为。”

　　在美洲与声名赫赫的思科打完一场艰苦卓绝的官司之后，2005年8月8日，华为又掀起了一场震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收购大战：拟以6亿英镑(人民币约86.3亿)收购英国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马可尼公司。

　　马可尼公司—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创始人为“无线电之父”古列尔莫·马可尼，他曾完成了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波传送、第一次SOS紧急信号的使用和第一次公共无线电广播。

　　可以这么说，“老马可尼”的崛起和兴旺曾经承载了英格兰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人的到来触动了“日不落帝国”的自尊，“并购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马可尼公司内外强大的反对声音”，“马可尼内部和英国政府的保守势力十分强大”。

　　这是中国人没能预料到的结局。

　　一位欧洲著名学府的社会学教授分析颇具道理：欧洲可以在市场上接受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能够在事实上接纳异军突起中国企业，却不能从心理上真正认知中国品牌，尤其不能以平等的眼光承认中国品牌的优秀。

　　尽管华为的欧洲努力最终败给了强大的爱立信和欧洲人的“保守”，但中国人再次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亮相。正如某境外媒体对华为的评价：“同思科的官司让华为在北美出了名，而介入马可尼收购，则让整个欧洲都知道了华为。”

　　中国人的努力仍在继续。

　　继9月15日中国石油投资集团与加拿大能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以14.2亿美元现金购买其在厄瓜多尔的全部油气及管线资产之后，10月，又一条消息惊呆了加拿大人：中国五金矿业集团欲收购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 Inc.)大型采矿公司。而如果此次收购成功，将成为加拿大采矿业有史以来最大一宗收购计划。

　　当地一位分析师以深知内情的口吻说：“五矿手中有大量资金，急于收购海外资产，这种情形就像日本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疯狂在海外收购一样。”

　　加拿大的矿产专家透露，诺兰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苏伯瑞盆地开采镍矿的矿场至少还可以再开采100年。中国人为此感到高兴。但加拿大人却对中国能够出如此大笔资金收购加拿大的矿产业大户感到震惊(甚至愤怒)。其国内最大的反对党保守党的一名议员对此充满疑问：“中国那么有钱，为什么加拿大国际合作部每年还要向中国提供用于援助贫穷国家的发展资金？”据报道，加拿大2004年向中国提供的援助资金为5450万加元，这在加拿大外援名单上列第四位。

　　收购谈判引起了加拿大国家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尽管加拿大是如此的地大物博。为此，原本持赞同意见的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也不得不以婉转的外交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种情况(收购事件)应当具体对待，但总体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对于加拿大国内出现的过激的“政治噪音”，中国人则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中国五矿在加拿大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只谈了企业本身：“有了诺兰达的管理、专业知识、技术和全球各地的铜、镍和锌业务，我们就有潜力在全球基础金属行业扮演更广泛的角色。”

　　前途未卜，但这种态度值得称许。中国企业要站起来，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应该先以冷静的形象让世界认识。(文/胡海卿)

　　电影： 《城市之光》 原片导演：查理·卓别林

　　释义：由于地位相当重要，香港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只不过，近几年来有些话题让人伤感，因为短短几年时间，香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2005年，在各界精英的努力之下，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终于洗褪旧尘，再次绽放出“城市之光”，所有的人都相信，香港明年的烟花会更加璀璨。

　　城市之光

　　八年之后，香港烟花特别多

　　昨天

　　千头万绪的心中 已经没有梦

　　四分五裂的思念 也许只有痛

　　我告诉我自己 不要冲动

　　灿烂的烟花也是一场空

　　—刘德华 《去年烟花特别多》

　　“去年”指的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政府的日子。导演陈果说：“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香港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新生婴儿原本是新希望的象征，但“你我呢，都是老婴儿了”。—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间有个急转弯，很多人来不及打方向盘，就被狠狠地甩出了正常的轨道。

　　1997年的那场烟花，就像很多香港人生命中的那道急转弯。

　　和政府宣传的“香港同胞归心似箭”不同，部分香港人对于回归的茫然情绪从1984年就开始蔓延了。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前十名以内。但是，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的忧虑，1989年的政治风波令香港人出现空前的信心危机，随即爆发了持续近五年的移民潮。移民潮最炽烈之时，即使非洲小国的护照(如佛得角)亦受到热烈追捧。

　　在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之后，2003年的香港迎来了最惨痛的记忆：SARS造成的恐慌笼罩全城， 4月1日，影星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华酒店纵身而下，引发了一波自杀潮，在他自杀之后的短短9个小时内，香港有6个人相继跳楼自杀，自杀死亡比率攀升到18%，创下全球史上的纪录。

　　东方明珠，在2003年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今天

　　2005年4月13日，新鸿基地产的最新楼盘“凯旋门”接待了一位买家。仅凭地产商提供的一些照片，这位买家即相中了79楼顶楼的一套复式住宅，并以每平方米38万人民币的价格预定了下来。

　　“Lifestyle in the sky”，雄峙港九的“凯旋门”打出的广告摄人心魄—没有什么能比楼价更让香港人敏感的了，凯旋门的天价不但带起香港的豪宅价格不断攀升，而且也成为香港地产升温的标志性事件，大多数负资产人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解套了！

　　同样是在4月份，AC尼尔森调查机构访问了1033位15岁至54岁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港人对香港经济信心指数为102点，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对目前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的被访者，从1月份的22%下跌至10%；认为未来一年的经济情况会继续改善的人，则从46%升至50%。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2003年中，香港负资产个案达到10.6万宗，而2004年底则大幅降至1.9万宗。到今年3月，这一数字更进一步下降至1.4万宗。

　　这些数字的变化和中央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自由行”、CEPA、各省赴港招商、中央强势干预封杀上海 “迪士尼”，等等，让人民币和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像坐了神舟六号一般扶摇直上。

　　香港商铺的橱窗上，“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招贴越来越多；接受采访的时候，香港明星会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是请让我讲普通话，我要好好锻炼一下”；广州到九龙的直通车上，坐满了到大陆来寻找机会的香港人……内地和香港之间，从未像今天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内地的崛起以及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打消了香港人对大陆的敌意，如果说回归初期香港人只是在身份上回到了祖国，那么今天，尝到甜头的香港人已经在心理上真正回归了。

　　明天

　　1986年，港英政府的一部分官员就香港的前景进行预测，并把结果写到纸上，埋到地下，相约十年后拿出来，再看看结果。基于他们的顾虑，他们预言：1996年，香港股市恒升指数将从当时的1500点跌至200点，即使条件再好也不会超过3000点。而事实上，1996年，香港恒升指数已经超过13300点。曾庆红则在2005年表示，“香港回归八年马照样跑，而且越跑越欢，越来越好”。

　　“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文汇报》 社论说，越来越多的港人认识到：“一国”不仅是责任和义务，而且应是荣耀和骄傲，是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更是更多的机会和机遇；“一国”更不是负担，而是香港的新优势和新的增长点。“两制”不仅是井水不犯河水，也包括“两制”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照中评社评论员戈平的说法，经过二十年多的改革，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已远非原来概念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以“发展是硬道理”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前提的全新模式；而香港亦远非阶级斗争概念下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英国传承下来、吸收各种先进管理方式、许多成功经验的制度。

　　然而，正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创举，因此总会存在龃龉、碰撞的时候，任何期望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不免显得幼稚。

　　对于“港人治港”这一承诺，香港人目前已经不再怀疑其诚意。2005年7月1日之后，随着曾荫权、许仕仁、黄仁龙相继就任特首、政务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香港传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书写。41岁的黄仁龙在上任演讲中说：“容许我公开多谢我的太太，愿意和我并肩接受这个挑战，因为她为我所作的牺牲会很大。”据说，如此显露个人亲密的就职辞，香港市民还是第一次听到—治理香港的高官，原来就是和你我一样的“香港仔”。

　　另外，从曾庆红访问香港，首度邀请泛民主派出席宴会，以及在此之前，由香港特首曾荫权出面，邀请包括民主派议员在内的立法会议员访问广东等举措，都可以显示出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也开始有了实事求是的面对和积极进取的作为。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先生说：“这一点从民主党以及泛民主派政治议题失焦、无法抗拒和化解北京不断的政治进取态势、失去政治话题的操控权和话语权，也可以略见一斑。”

　　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和谐事件之后、在政界、商界精英的努力之下，不论是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还是在香港政界各个派别之间，甚至是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的泛民主派之间，都初步形成了理解、对话的理性渠道，关于香港政改的种种争议也走上了良性的道路，香港未来的烟花会更加灿烂。(文/杨学涛)

　　电影： 《天下无贼》 原片导演：冯小刚

　　释义：法律是用来协调社会关系的公器，但是多年以来，“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立法实践，让“公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私器”。我们认为，打开天窗说亮话不仅是形式的一种变化，更是立法思想的根本转变，唯有把立法过程摊在阳光下接受检验，方能实现“天下无贼”的美好愿景。

　　天下无贼

　　立法改革：打开大门切蛋糕

　　两个人分一块蛋糕，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可以让两个人都对自己拿到的部分表示满意？

　　这个问题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第一，每个人都想要相对大的那一块；第二，无论切蛋糕的技术多么精湛，两块蛋糕不可能完全一样大。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一个解决办法：让A来切蛋糕，但让B首先来挑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根据前面所设的两个前提，A为了不让自己吃亏，一定会尽量地把蛋糕分得平均。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实体不能做到100% 公正(世界上没有两块完全一样大的蛋糕)，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公正。

　　假如把法律—尤其是用以协调平等主体间关系的私法—视作一块蛋糕，每个个体都希望从法律中收获(至少是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及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部门，应该为分蛋糕的人提供一个通道，让所有个体充分辩论、争取自己利益，最后由服务机构—政府和立法部门—得出一个最合理方案。

　　把蛋糕放到公众的面前来切，这是立法程序的应有之义。2005年的 《物权法》 草案公开向社会征询意见、尤其是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举行听证会，是中国立法史上的破冰之举，为日后 《民法典》 及其它法律的立法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从“征求意见稿”到听证会

　　立法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一条

　　《物权法》 草案之前，中国共有十一部法律经过了草案公布、征询意见的过程：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2001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此次的 物权法，被公认为私权领域最重要、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法律，因此也最需要更多、更广泛的民意。

　　至于听证会，迄今为止各地方、各政府机构举行的听证会，大多以水费电费等价格调整、城市规划、见义勇为的褒奖或烟花爆竹是否禁放等地方性、行业性的决策制定和法规制定为主要内容，由全国人大举行立法听证，则以9月27日个税起征点的听证会为首次。

　　无论是草案征集工作，还是听证会的召开，都是民主立法的一种应有形式，2000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不过是强化了这个要求。总的说来，民主立法有以下意义：

　　(1)草案意见的提出与上传、立法听证会，都是公众的民主训练过程。尤其是听证会的现场直播方式，可极大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2)媒体对草案的大量报道，使意见的征集过程同时也变成一个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我国已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假如民众的法律化程度不高，这个目标无疑是空中楼阁。

　　(3)“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民间智慧对专家意见是很好补充。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与专家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代表民意的高质量的法律。

　　(4)更多地倾听各方意见，让法律更加公正，避免“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以及“借立法扩权诿责”等现象的发生。

　　(5)民众通过参与立法，对法律的理解会更深刻，对法律的接受度会更高，从而减少了日后执行法律的阻力。美国学者科恩在其名著 《论民主》 中说：法律可能是不好的(我还可以反对)，但我所参与的确定法律的过程使我有义务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并服从它们……那种义务来自这一事实：我是构成社会的成员之一，社会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制定法律时我出过力。如果法律是公正的，我可以引以为荣；如果法律是不公正的，我继续有义务为其改善而努力。”

　　立法民主是良法的基础

　　立法实践证明，良法的产生有赖于民主的立法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民主性和公开性的立法程序堪称孕育良法之母。

　　—刘武俊(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俄罗斯、蒙古1994年完成了民法典；1996年，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完成民法典。现在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有民法典，而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没有颁行民法典。18世纪的 《拿破仑法典》 有1000多页、 《德国民法》 也篇轶浩繁，而中国现行的 《民法通则》 仅有156个条文，民法典的缺失使众多民事法律制度不完善，也给行政部门干预市场经济和民事生活留下了空间。

　　所以，民法典的创立是崛起的中国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立法的主流思想，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陈端洪归纳了如下弊端：

　　(1)、工具建构主义。法律在中国的作用并非限制权力，其主要职能是为改革保驾护航，是改革的推进器和护航舰。通过立法程序，官方意志、政策取得规范的、稳定的地位，新的利益格局与权力关系被合法化、永久化。

　　(2)、精英决定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由政府的专业部门或者立法机关专职的工作人员起草，外行的人大代表不过是负责投票的合法化机器，普通百姓则完全外在于立法过程。

　　(3)、实验主义的立法观。许多新的事物往往先由行政或地方立法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条件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修改上升为法律。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行政立法、地方立法逐渐合宪化，并且成了人大立法的智慧来源。

　　(4)、经济中心主义。立法中的经济中心主义把立法当作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手段，把经济有效性作为指导立法权分配和行使的第一价值准则，相应地民主与权利保障的立法滞后，宪法的原则与规范被触犯而无人过问。

　　陈端洪指出：“二十年的改革使立法观念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问题……立法‘无序’已经十分严重……要求我们进一步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立法民主化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的立法一直存在明显的泛行政化色彩，官僚指令在立法的动议和决策中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立法与行政是两种各具风格的活动，行政的关键词是指令、服从乃至强制，而立法的关键词乃是交涉、协商、妥协。广泛的民意代表性是立法与行政的单向度的指令性最为明显的区别。既然法律是公意的载体，是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的“公共物品”，立法理所应当是最具民意代表性的一项公共事务，是一项全体纳税人的共同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有关可以举行立法听证会来听取意见的规定是针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行为而言的，并没有针对各级地方人大的立法行为。但据统计，从20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颁布到2004年底，全国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共对39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举行了38次立法听证会，立法听证逐渐由一种立法方式自觉演化为一项立法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民主立法制度的发展。

　　尽管人大尚未建立起草案征集工作的反馈机制，尽管听证会的数量还很有限、也还存在民意代表当花瓶的现象，但我们相信万事开头难，一旦民主立法成为一种制度，以往关门立法的方式自然会被淘汰，而良法的诞生，也就有了新的希望。(文/杨学涛)

　　电影： 《喜宴》 原片导演： 李安

　　释义：中国人的朴实信念就是“家和万事兴”，最欣慰的也就是逢着喜庆，一大家子人围坐大桌吃大餐，那场面福气，预示祥瑞。为了把中国的和谐社会建立起来，也希望周边的环境一团和气，于是，尽管六方会谈僵滞了一年，在中国的热心主导下也终于在今年7月底复会，并在11月迅速进入第五轮六方会谈。在这场喜宴里面，中国扮演的正是最出彩的一个角色，也可能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一个角色。

　　喜宴

　　中国主持重开六方会谈

　　2005年8月4日，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全体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武大伟在主持会议时念了一首诗：“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清朝著名的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家人与邻居争墙起阋，千里传书进京向张英求助，张英却回信让家人退让三尺，邻人深受感动随即也退后三尺，于是便有了世人传诵的六尺巷。

　　这是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故事，谦让而又平等，暗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实毛泽东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外交场合对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讲过这个故事，那么多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中国的外交精神仍然一脉相承。

　　一个坚持和平、平等、睦邻友好的中国在朝核问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的朴实信念就是“家和万事兴”，为了把中国的和谐社会建立起来，周边的环境也需要和谐、和谐、再和谐。于是，六方会谈僵滞一年后，在中国的主导下终于在2005年7月26日复会，并在11月迅速进入第五轮六方会谈。美国 《时代周刊》 说朝核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精彩的地缘政治好戏”，而中国在里面演的正是最出彩的一个角色，也可能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一个角色。

　　这种姿态，或许比中国能够获得的利益更为重要。过去中国在双边、多边外交中经常都不是积极主动的一方，六方会谈反映了中国的一种转变，对自身定位的改变。我们不争霸，但不代表我们不能主持大局，中国以前还从未在多边外交中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可以说，六方会谈标志着中国外交已经正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六方会谈是如此令人瞩目的一个舞台，这也给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契机，中国的身份改变了，地位改变了，开始拥有了与身份地位相当的话语权，在亚洲这个大家庭里，不再需要外族的族长来说话，美国曾经提出过“东北亚合作安全组织”这样的官方与民间并存的双轨机制设想，以此来主导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中国用六方会谈证明，完全可以用单轨的政府间机制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如果说我们是在爬山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山峰。”武大伟对第四轮六方会谈作出如此评价。可是，这个山峰未免有些“咫尺天涯”，被认为六方会谈以来最大突破的 《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 ，面目与1992年朝鲜、韩国双方之间达成的 《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竟是惊人相似。第四轮六方会谈其实更多地只是起了一个缓冲作用，各方亮出了底牌，提出了框架性的解决原则，饭吃了、酒喝了，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都先答应了，但仍然缺乏能付诸实际的计划。

　　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是朝美矛盾。可朝鲜发展核武器并不单单是出于国土安全目的，朝鲜甚至宣称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然后拿到谈判桌上当作谈判筹码，用来获得政治上的生存和经济上的独立。这是朝核问题远远比伊朗核问题更复杂的地方。美国媒体通常将金正日称为玩弄“悬崖外交”的“隐士”，认为美国政府至今还没搞清楚朝鲜到底用核武器来换取经济援助还是美朝关系正常化，还是打算两者兼得。

　　但朝核问题又决不仅仅是朝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导致东亚新格局的诞生，大国力量在六方会谈中也在进行着潜在的交锋。这里面包括日韩俄，但主要是中美，因此媒体常常有中国会不会用朝核问题交换台海局势这一说，甚至欧盟还曾经一度希望加入，将六方会谈变成七方会谈。很多分析者认为，美国希望有朝鲜这样一个国家存在，因为这样它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在亚洲的战略布局，美国只是不希望朝鲜居然拥有了核武器以至于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朝鲜希望朝美邦交正常化。第五轮六方会谈中，美国驻韩国大使亚历山大·弗什博称美国正全力谋求实现朝美邦交正常化，并可以先在朝鲜设立(联络)办事处，可一旦正常化之后，已经遇到很大阻力的美国在韩驻军的做法将遭受更多质疑。

　　也许短期内六方会谈仍然无法完全解决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心所向，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已经成为必然之路。不管是吃饭喝酒，还是划拳打牌，总之左邻右舍和气生财。美联社称，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在六方会谈机制下，建立一个“和平机制”，以达成一项永久性和平协议，取代1953年签署的停战协定。几十年前用武力没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六方会谈似乎初步显现解决问题的曙光。(文/颜凯)

　　电影： 《再见英雄》 原片导演：Lin Chow Ho

　　释义：当互联网热潮刚在国内兴起时，有媒体曾从国外找来几个专家，他们窝在宾馆，挖空心思总结出了77种可能的赢利模式。财富的梦想、创业的豪情、狂热的年代，曾让多少英雄竞折腰。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也的确让不少人“折了腰”。然而，存活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成为了今日中国互联网行业之翘楚。

　　当听到阿里巴巴员工大会上众人齐呼“Buy！十年后我们再把美国雅虎买下来！”时，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感慨：再见英雄！

　　再见英雄

　　网络新经济一波接一浪

　　有人曾经以很确定的口吻说，中国大多数的行业都落后世界发达国家几十年，要追上去可能性太小，而只有互联网，中国人可能与世界同步。

　　2005年，中国网络的黄金“第二波”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

　　巨头和新锐

　　这样的话触怒了与新浪同为“中国门户三巨头”的另外两位，要知道，当年他们在IT江湖上兴风作浪的时候，方兴东只不过是天天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要求聊聊的IT线记者。

　　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北京时间8月5日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融资1.09亿美元，刷新了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IPO融资的记录。股票代码：BIDU ，发行价27美元，开盘价66美元，8月6日竟然冲破150美元，达到了150.05。全面超越盛大新浪，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最高市场价。

　　为此，有看客竟写出了一篇狂放无比的评论文章： 《百度上市了，Google怎么办？》 ，是啊，中国人也开始让华尔街如此兴奋了，谁还在乎“2004年百度利润是120万美金，Google是10亿美金”的事实呢？

　　而这一事件的“展播”，通过的途径也不再仅局限于电视、报刊和广播。吸引了成百万网民在里头日夜写作的互联网“博客”对此也进行了24小时“直播”—第一手的网络文字信息和视频信息飞速传达，其热闹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传统媒体。

　　难怪专业博客网在2005年受到众多风险投资商热捧。

　　博客网创始人方兴东信心满怀地说：博客中国将超越新浪。我们已经获得千万美元风险投资，计划在明年下半年赴纳斯达克上市。

　　这样的话触怒了与新浪同为“中国门户三巨头”的另外两位，要知道，当年他们在IT江湖上兴风作浪的时候，方兴东只不过是天天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要求聊聊的IT线记者。

　　“Web2.0那些新企业想超越我们极难。”网易创始人丁磊在“西湖论剑”上断言，三大门户可以随时复制他们摸索出的那点东西，除非新企业具有“特异功能”。

　　一向张扬的张朝阳更直白：“中国互联网还没变天”。

　　事实上呢，传统门户也终于对Web2.0按捺不住。9月8日，新浪高调推出Blog2.0公测版，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出Blog(博客)频道的门户网站，正式对专业博客网站开火。

　　是啊，哪有人敢对这个由寂寞和自恋的人充斥的时代掉以轻心，更何况，通过博客进行信息传播的速度似乎更加惊人。我们可是生活在一个“速度第一”的年代！

　　都是牛人

　　“你们记住，这是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不是合资企业，也不是雅虎收购阿里巴巴。这个事一定要清清楚楚，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说我站起来就走了，你们谈什么都可以。"这是马云后来透露的收购细节。

　　不知是摩尔定律解释了这个更新速度极快的年代，抑或是“更新速度极快”的事实造就了著名的摩尔定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变化太快，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西湖论剑”的组织者、阿里巴巴的马云偶尔会显得夸夸其谈，但面对记者关于“阿里巴巴的未来会是怎样？互联网还会产生哪些巨变？”的话题，他的回答显得诚恳(也有人说是诡辩)。

　　他说：“想清楚了也就干不好了，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不要想得太清楚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大方向。”马云承认：“关于门户我们还没有想清楚，说实话B2B我们也还没有想清楚。”

　　“想清楚肯定真做不了。”他补充。

　　姑且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对诚实和努力的回报。

　　8月11号，马云率领他的阿里巴巴公司收购了世界上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在中国的全部资产，这让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公司一夜之间身家达到了四十亿美元，跻身于中国亿万富豪的行列。

　　“7月26号我到美国一下飞机，对那些律师们就这么讲，我说，你们记住，这是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不是合资企业，也不是雅虎收购阿里巴巴。这个事一定要清清楚楚，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说我站起来就走了，你们谈什么都可以。”这是马云后来透露的收购细节。

　　而在阿里巴巴员工大会上，众人在高喊：“Buy！十年后我们再把美国雅虎买下来！”

　　印象中，在其他行业，中国人没说过这么牛气的话。

　　尽管像马云这样一批1990年代就投入到互联网的前辈取得了一些的成绩，看上去也很牛气，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现出了不屑。

　　“你不觉得中国互联网现在有点乏味吗？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没有了。”说这话的是Tom在线年轻的首席执行官王雷雷。

　　尽管TOM集团仅被业内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寡头”中的二梯队，但互联网就是如此神奇，只要有一个好的技术和概念，它能以光速和海量计的传播端口创造影响力和财富。

　　让王雷雷“眼前一亮”的是在东方广场办公楼前台显示公司股价变化的屏幕上不断闪烁着的一个单词“Tom-Skype”。Tom与Skype正在国内联合推的网络电话服务P2P技术—提供免费、高质量的点对点网络电话服务。

　　这甚至是让世界都为之眼前一亮的东西，中国人也已经开始挖掘这一金矿。据统计，2005年全球网民约十亿，中国上网人数就超过了1亿。这里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市场。

　　如果说，中国人20年时间就压缩似的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数字革命……而且挺过来了，那么，几乎同步掌握了互联网技术的中国人，有希望拥有一个与人比肩的明天。(文/胡海卿)

　　电影： 《淘金记》 原片导演：查理·卓别林

　　释义：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上演了一场疯狂的淘金热。2005年金秋，多国的奢侈品厂商发现了中国市场这一金矿，由此也掀起了一股“淘金”热潮。首创于富人之都蒙特卡洛的奢侈品展Top Marques、代表了法国在物质创造方面的最高水准的“法国精品展”，接连将最贵、最酷、最有名气的汽车、珠宝、服装、香水和手表搬到了中国。

　　都是第一次来，原本只是打算锻炼队伍的，结果发现：效果很不错，中国人大气，三天花了两个亿。

　　淘金记

　　顶级奢侈品展寻梦中国“新大陆”

　　事件一：

　　Top Marques：从蒙特卡洛到上海

　　十月的上海，颇有些秋高气爽的味道。

　　明媚的阳光下，一辆棱角分明的黑色跑车从容不迫地驶向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在门口悄然停下。“兰博基尼！”人群中有人轻呼。车门开启，一袭黄衫的“侠女”徐枫款款走下。为她驾车的是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运营官申卓胜先生。 《霸王别姬》 制片人徐枫此时的身份是摩纳哥公国驻上海名誉领事，专程赶来为Top Marques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剪彩。

　　Top Marques去年春天首创于富人之都蒙特卡洛，第一届是超级跑车展(英文“top marques”的字面意思即为“顶级汽车品牌”)。从今年春天的第二届开始，发展为以超级跑车为核心的全面奢侈品展。“这个展览起源于一个luxury supercar(展览)，这个概念非常好，supercar在中间，luxury围着它。”Top Marques上海主办方上海博派展览有限公司中国区项目总经理盛磊如是说。虽然只占全部展品的三分之一，但汽车毫无疑问是Top Marques的核心，因为它们凝聚了激情。“你去看一个珠宝展，一个手表展，你不会有感觉。用车把它们凝聚起来，就不一样了。”

　　上海是Top Marques走出摩纳哥的第一站。布莱汉姆国际展览集团的调查显示：在莫斯科、迪拜、上海、香港等几个候选城市中，超过80%的奢侈品展商把上海作为首选推广城市。安永于九月间发表的一份题为 《中国：新的奢华风潮》 的报告为此一选择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注脚：目前中国占全球奢侈品市场12%份额，十年后这一数字将上升至29%，中国将成为和日本一样的奢侈品消费“超级大国”。

　　我不了解中国，但我看好中国市场

　　在此背景下，Top Marques成为众多国际奢侈品牌角力的又一舞台。兰博基尼、世爵、宾利、迈巴赫、悍马、林肯、奔驰、保时捷等顶级名车纷纷亮相，主办方专门邀请的钻石VIP贵宾还可参加试驾活动。法拉利更是把F1赛车搬到了展会现场，当然，这辆赛车不在试驾车之列。雅各布手表、御木本珍珠、B&O音响、Vanity珠宝、VERTU手机等奢侈品也当仁不让地吸引着关注的目光。被世界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赞誉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相仿”的施坦威钢琴在参加2005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的同时依然出现在Top Marques现场。

　　与这些业已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相比，一些借势Top Marques进入中国的顶级品牌也许更生动展现出“中国新奢华风潮”的强大吸引力。来自美国的一辆红色Saleen S7跑车是本次展会单价最高的展品，税前价格高达120万美元，这也是素有“美国法拉利之称”的Saleen跑车首次进入中国。与张牙舞爪的Saleen S7相邻的是温文尔雅、颇有些许老爷车风范的Bufori。Bufori圆转、柔滑的浪漫情怀与Saleen尖锐、刚猛的腾腾杀气形成鲜明对比，两辆同样是首次亮相中国的红色靓车并肩而卧，成为展厅中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

　　“我不了解中国，但我看好中国市场。”第三次来到中国的Bufori创始人、总裁Gerry Khouri先生坦率地说。事实上，这种态度颇具代表性。钟表设计师John C. Ermel先生曾经为几家顶级手表公司工作。2002年，他发明了一项专利技术，使钟表在不打破传统表面格局习惯的条件下可以指示24小时(其基本原理是把表面设计为相交的两个圆，白天指针指向外圆，晚上指针指向内圆，以区分昼夜)，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自己的品牌—CYCLOS。尽管是首次进入大陆市场，John C. Ermel先生丝毫没有谨小慎微的念头。CYCLOS手表目前年产仅仅200块，而John C. Ermel的目标则是五年后每年在中国卖出1000块。世界著名钟表储藏设备品牌CITIMEX总经理Mark Quek更斩钉截铁地表示：“五年后中国肯定是最大的奢侈品市场。”CITIMEX也是趁此机会进入中国的奢侈品牌之一，已确定将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

　　他们的信心当然不是盲目的。Saleen创始人、首席执行官Steven Saleen先生坦率地说：“看到宝马、法拉利等在中国的成功，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而此次参展的Saleen S7迅速找到中国主人，显然更增强了Steven Saleen的信心。John C. Ermel同样底气十足：展会前两天，CYCLOS就预订出去十块。

　　事实上，几乎所有参展商都在本次展会上有所斩获。这也直接刺激了明年的展览。盛磊介绍说，明年展览面积将从今年的4000平方米扩大到1万平方米以上，参展名车将从今年的30辆增加到45辆左右，而且新增的都是中国人以前没有见过的稀有品种。

　　中国式奢侈

　　与蒙特卡洛相比，Top Marques上海最大的特色无疑是一干中国奢侈品牌的加盟。元亨利家具、峨眉山竹叶青绿茶、成都水井坊白酒等中国本土奢侈品牌第一次在Top Marques舞台上与国际大腕同台竞技。

　　此举颇费周折。一是主办方最初担心外国厂商会认为引入中国品牌破坏了Top Marques形象。二是不少中国顶级品牌从未把自己视为奢侈品牌。元亨利总经理杨波坦承，原来一直认为元亨利家具是优质商品，也是艺术品、收藏品，但从不认为是奢侈品。“但和主办方接触以后仔细一想，觉得确实也是奢侈品，而且是真正的奢侈品。”最终参加Top Marques的中国奢侈品，大多是中国特有的产品，比如茶、白酒和明式家具，NE·TIGER时装也许是仅有的例外。

　　不难发现，中国奢侈品一个共同的特质是资源的稀缺性。元亨利当家产品海南黄花梨明式家具的奢侈品地位几乎完全建立在黄花梨木的稀缺性基础上。号称“中国白酒第一坊”的水井坊迄今还在沿用延续六百余年从未间断生产的酒坊，这样的酒坊显然也是不可复制的。

　　无论如何，中国奢侈品牌在本土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颇多收获。甚至有消息称元亨利获得了上亿元订单，杨波虽然否认了这一传言，但承认“有收获”，而且收获比不少专业展览更大。而NE·TIGER展区里十余位浓妆艳抹、格外妖娆的佳丽无疑构成了整个展厅最妩媚动人的一道风景线。

　　元亨利：进入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奢侈品”

　　7月11日，北京。元亨利一套明式海南黄花梨家具中堂四件—包括一张条案、一张八仙桌和一对四出头冠帽椅—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性保留，成为国家博物馆建馆以来收藏的首件尚在流通的商品。

　　三个月后，上海。元亨利和迈巴赫、世爵、Saleen一起出现在Top Marques展厅。

　　国家博物馆收藏元亨利明式黄花梨家具的原因是：黄花梨木三五年后就将枯竭，而以此为原料制成的家具也将成为绝版。在上海，元亨利总经理杨波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宾利是可以再造的，海南黄花梨是无法再生的。”

　　海南黄花梨当然可以再生，事实上，种植黄花梨并不困难。然而，黄花梨成材却极为不易。一棵碗口粗的树可用材仅擀面杖大小，真正成材少说也要五百年以上。史料记载，作为明式家具的顶级材料，海南黄花梨在明末清初已被砍伐殆尽。此后直到今天，所有黄花梨家具使用的全是老材料。

　　偏偏海南黄花梨又是红木中的极品，非其他品种可比。清代 《博物要览》 称黄花梨“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诸器”。中医认为黄花梨木屑泡水饮用可降血压，用作枕头可舒筋活血、降血压、血脂。

　　于是乎，海南黄花梨注定成为奢侈品。元亨利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傅泽坦承，元亨利之所以在业内享有盛誉，根本原因之一即是他们最早开始在全国搜集海南黄花梨老料，搜集的老料也最多。时至今日，可供利用的材料越来越少，估计三四年后便将断档。“这还是由于我们控制了产量，否则这些材料早用完了。比如，大明圈椅我们每年做二十套，明式顶箱柜每年两套。”

　　“我们的原则是把料用足，用好，不浪费一点料。”杨波如是说。首先是度身定制，此“身”并非客户之“身”，而是材料之“身”。“比如收来的老料长2.15米，就制成2.15米的床，而非惯常的2米，否则太浪费了。”傅泽解释说。另一方面是工艺。“我们的师傅非常专业，有专门选料的，专门雕刻的，专门负责榫卯结构的，专门打磨的，都非常有经验。我们请了十几个年薪20万的师傅，国家博物馆那些东西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你再看这个花鸟餐桌。”傅泽用手轻拍身边一张圆桌，“我们只做了三张，花了整整一年。卖出去两张，这是仅剩的一张。”

　　傅泽介绍说，元亨利从前的顾客以中老年人为主，最近几年年轻顾客越来越多。“懂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是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2002年底傅泽本人斥资4万元收藏了一对海南黄花梨圈椅，如今市价已达25万。“现在圈内有一些人，他们收藏老料，什么时候有想法了再让我们做。这是最高境界的藏家。”

　　明式素面顶箱柜120万，明式三围独板罗汉床136万，明式独板翘头案56万—如此身价，开展仅半天，元亨利就接下三四百万订单，上演了一场“中国奢侈品的狂欢”。

　　Bufori：澳洲少爷的梦想

　　大约二十年前，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自己关进悉尼城市一角一个车库—只为证明一件事情。他曾经向父亲和两位哥哥提出，要自己造一辆车。哥哥们冲他不以为然地笑笑，父亲轻轻拍拍他的脑袋，没有人太拿他的话当真。“他们不是不支持我，他们支持我，他们一直支持我。只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我可以做到。”

　　然而，他还是得到了数目不算太小的一笔钱来追逐自己的梦想。作为悉尼三大房地产商之一，Khouri家族有能力为其最年轻的孩子创造逐梦的条件，即使他这一梦想的前景并不被看好。

　　几个月后，当Gerry Khouri把第一辆Bufori展示给父亲和哥哥们看的时候，“他们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Gerry坦承出身大家庭的好处。与许多富家子弟一样，孩提时代的Gerry算不上是一个乖孩子。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赛道上，对一切轰鸣的事物充满了兴趣。尽管与两位兄长一样，似乎注定要投身家族事业，并因而选择了建筑作为自己的专业，但他的梦想从来没有泯灭。“我一直渴望造一辆完美的车。我和哥哥们一直对车充满激情，我想在我的车上实现我对车的全部梦想。”第一辆Bufori诞生的那一刻，Gerry明白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所在。

　　二十年后，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Top Marques展厅里，聊起自己的杰作，Gerry依旧两眼放光。“你可以先从这个角度看。”Gerry后撤两步，站在车的侧后方说，“你看，多么古典和浪漫。所有线条都是柔和、圆转的，非常纤细和浪漫，没有任何尖锐的线条—和它们不同。”

　　Gerry口中的“它们”，是指展厅里Bufori的两位邻居—Saleen和世爵。“它们追求的是极速，Bufori追求的是为客户提供完美的个性感受。我们用最好的皮革，最好的木工，最好的喷漆。我们甚至根据客户的身高调整内部设计，以保证驾驶的舒适。”

　　坐进车内，展厅里的喧嚣瞬间逝去了大半。Gerry手指不知往哪里轻轻一按，悦耳的音乐声立刻包围了这个不大的空间。与外部鲜艳的红色相比，内饰色彩平和了许多，雅致的木饰和柔软的皮革营造出一种古典的浪漫气息。“开起来才真叫浪漫呢。音乐声会随着车速上下起伏，仿佛在为你伴奏，下雨天甚至扫水条也会随着车速的变化而改变来回摇摆的速度。你—爱人—Bufori—浪漫。”Gerry似乎已经进入状态，一词一顿地说。

　　尽管最初并非为销售而制造，但第一辆Bufori很快就卖了出去。Gerry很早就答应为两位哥哥一人制造一辆车，但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拿到车，因为总有买主。“德国人最多，其次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中国人？坦率地说，我不熟悉中国，但我相信中国人也会喜欢Bufori。我相信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喜爱是共通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客户很少开Bufori。他们把它当作一件收藏品，把它当作传家宝。我十几年前造的车现在升值很厉害。”

　　由于是完全手工打造，每辆车需要超过3000人小时工作量，Bufori每年只生产300辆左右。每辆车从预订到提货，通常需要6到9个月时间。“仿佛一位恋人，等待让她更美丽。”Gerry狡黠地眨动一下眼睛。

　　此刻，一位婀娜的车模站到这辆Bufori身边，妩媚地摆起pose。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摩登女郎不是在软化Bufori不可一世的棱角—如兰博基尼或法拉利车模所为，相反更衬托出它的温情脉脉。

　　Saleen：上帝之车

　　第一印象—这是一头纯粹的美国怪兽。想想意大利帅哥兼猛男托蒂和美国肌肉男施瓦辛格，这便是法拉利、兰博基尼和Saleen的差别所在。罗马王子的球技肯定比加州州长好，但打架一定打不过未来战士。Saleen S7的最高速度超过400公里/小时，远高于316公里/小时的法拉利F430，比348公里/小时的法拉利顶级战舰恩佐也高出许多，威猛自不待言。

　　不过，极速并不代表一切。Saleen S7今年荣登 《福布斯》 全美最贵车型头把交椅，其背景却是去年的老大、限量生产的恩佐·法拉利去年已在美国宣告售罄。而Saleen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Steven Saleen也坦承，在世界各地，人们常称Saleen为“美国的法拉利”。职业车手出身的Steven Saleen在北美参加过多种顶级赛事，包括印地和勒芒耐力赛，战绩不俗。

　　“extreme performance(极致表现)、expressive styling(美妙风格)、exclusivity(独特个性)、exceptional value(非凡价值)、experience(体验)。”Steven Saleen慢条斯理地讲解着Saleen的“5E”哲学，“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快感既来自于极速，也来自于舒适、安全和轻松自如。比如这个倒车雷达，借助它，倒车时根本无须回头。这辆车上充满了这样高科技、人性化的细节。”

　　说话间，他把手中的钥匙朝车门方向轻轻一按，两扇车门立即夸张地向上打开，仿佛一头怪兽举起双臂。“看，这是上帝的车，上帝不需要伸手开车门。”Steven Saleen得意地说。

　　“那是冒牌上帝。”

　　“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Steven Saleen伸手轻抚怪兽举起的双臂。

　　好莱坞影迷一定不会忘记金凯利在 《冒牌天神》 里饰演的那位老是埋怨上帝没有做好分内工作、导致世界越来越糟糕的记者。终于有一天，不厌其烦的上帝决定把管理全世界的工作暂时交给他来做。这位冒牌天神的座驾便是Saleen S7。

　　“就个人而言，我喜欢所有跑车，包括法拉利和兰博基尼。”Steven Saleen一边配合摄影师摆pose，一边坦率而自信地说，“我们和法拉利当然会有竞争，但S7我们一年大约只生产36辆，市场完全没有问题。”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上海Top Marques展览尚未结束，几乎所有参展商都已获悉，这辆税前标价120万美元的Saleen S7已经找到了它的中国主人。尽管此时，Steven Saleen还在耐心寻找他的中国代理商。(文/汉越 图/杨彦(除署名外))

　　事件二：

　　法国精品展：物质的境界

　　“法国人厉害，只有法国人花最大的力气推广他们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10月25日，在上海国际品牌荟萃的恒隆广场中庭，法国精品行业协会举办了“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非常罕见的，锦衣华服、盛装出席的法国人构成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的主体，这个夜晚，仿佛全中国所有重要的时尚圈的人全来了。展览尽管占满了恒隆广场的整个中庭，但是与如潮的人流相比仍显得面积太小，以至于所有身着大礼服的贵宾都要排队，分批入场参观这批法国顶级的奢侈品。

　　谁能否认法国公共社会的成熟与发达呢？像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没有一点政府背景，完全是一个法国著名品牌企业的协会。它的诞生是一种民间行为，早在1954年，由法国化妆品商人Jean-Jacques Guerlain发起，与14家法国精品企业联合成立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目标就在于缩短法国精品与大众的距离，并且把法国当代艺术生活的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而且协会以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大臣科尔贝(Colbert)命名，因为该大臣是法国皇家制造局的创始者。

　　尽管在中国的主办方将本次展览翻译成“法国精品展”，但是展览的法文原义却是“法国奢侈品展”。不管是“精品展”，还是“奢侈品展”，这次展览都代表了法国在物质创造方面的最高水准，包括LV，卡地亚，迪奥等69家企业参加了本次展览，并且各自捧出限量版的珍藏，而且这次有35位法国奢侈品企业的董事长亲自出席了上海的这次开幕式，这在中法交流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罕见。

　　高级时装、香水、珠宝、美食、葡萄酒、家居，法国文化在这些领域都有深厚积累，不能否认，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都梦想着穿得像法国人，生活得像法国人。同时，人们关心的是，法国精品协会是怎么能保证它的会员企业都是该行业一流的够得上“奢侈品”的品牌呢？据法国精品联合会总裁Olivier Mellerio先生介绍，在精品协会内部采用的是严格的“票选”制度，每年都有新的品牌加入，但是每年都要进行隆重的选举，每个品牌要对所有的品牌投票，判断其是否够得上“法国奢侈品”的称号。每个成员要对自己的品牌负责，更要对其余68个成员负责。尽管协会并不排斥年轻的奢侈品品牌，但是奢侈品品牌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该协会中大部分成员还是像巴克拉水晶(Baccarat)、爱马士(Hermès)这样的“百年老店”。(文/何敏 图/姚松鑫)

　　电影： 《飞天舞》 导原片演：金荣俊

　　释义：相对于13亿的中国人口，神六“飞天”只是一件少数人参与的事情。但是，它所引发的国民热情却广泛而持久。暂且不去谈国家战略，也暂且把民族大义放在一边，“神六”也可以是很私人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对宇宙的迷思，对太空生活的假想，或者只是对外星人的模样感兴趣。

　　飞天舞

　　神舟指苍穹，600年一觉大国梦

　　2005年11月6日上午9点20分，北京海淀剧院，彩色气球飘起、玫瑰花瓣纷落，十二对新人手挽手走过花环搭成的拱门。忽然间，一个银色飞行物带着小螺旋桨，从台下划了个优美的弧线后直飞台上，婚礼主持人随即宣布“神六返回舱”闪亮登场。

　　在工作人员遥控下，主持人从舱底取出二十四份红彤彤的结婚证书，随后由证婚人交到新人手中。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王永汉、院长袁家军和神六总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戚发轫等人，笑容满面地见证了这场以“神六”为主题的集体婚礼。

　　这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十二位小伙子大喜的日子，换过戒指以后，他们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成年礼；而一个月前的10月12日则是所有中国人大喜的日子，在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五天并安全返回地面之后，中国的太空事业也完成了一个成年礼：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并能够开展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的国家。

　　600年一觉大国梦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旁边的基地里有一块墓地，我是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临走那天去的，阳光灿烂，非常安静，迎面是聂荣臻元帅的墓，后面是几百个士兵和科研人员的墓，最短的是入伍和死亡时间只差两个月。 —白岩松(CCTV主持人)

　　专家称，在特殊的太空环境下，航天员在太空里做的梦通常是家、故乡、亲人、挚友或者是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和熟悉的工作岗位，和普通的梦境画面分为彩色和黑白不同，所有的太空梦都是黑白的。

　　地球上的中国人却从来不缺五彩斑斓的梦想。600年前，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8年，航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一个东方大国的威仪随着舰队的航线远播到地球四方。

　　但是，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和的远洋具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但它却没有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西方人的远航引出了的却是：发现新大陆、环航地球、奴隶贸易、殖民帝国……更让人遗憾的是，郑和的远航之后，中国并没能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国家富强之路反而越走越窄，直到1840年，封闭的大清帝国被人用大炮轰开了遮羞布。

　　600年来，即便是在被人随意辱骂和踢打的时候，总还是有人怀揣着不灭的大国梦。1958年5月，在中国远未摆脱“一穷二白”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曾培训过一批自己的航天员，但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的限制使最高决策者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周恩来只好遗憾地决定：“我们地球上的事情还没有搞好，天上的事情还是交给后代吧。”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决策部主任琼·约翰逊·弗里斯在分析了中美太空项目的动态后做出了龟兔赛跑的比喻：兔子(美国)虽然跑得快，领先很多，但在睡觉；龟虽然慢，落后很多，却毫不气馁，步步前进—从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到2005年神六的成功发射，让人对这只乌龟的爬行速度刮目相看。

　　9个亿可以做什么？

　　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虽然是世界第三，却是刚刚起步，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我们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自主创新之路。 —朱毅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唐贤明透露，此次神六飞船载人航天共花费9亿元人民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很多人怀疑这9亿是不是打了水漂，或者充其量只是换回了一颗虚荣心？

　　在讨论这个合理质疑之前，先来看一组数据：过去发射卫星时，火箭的可靠性是0.91，就是说10次发射当中允许有一次失败，但发射载人飞船要保证航天员的生命，这个标准就得提高到0.97。一个元器件的可靠性从90%提高到97%，要进行200多次反复试验，其中不能出现任何一次故障。而火箭上有20多万个元器件。

　　古人云：“求乎上，得乎中；求乎中，得乎下；求乎下，无所得”，航天科技是“高精尖”的代表，必将带动相关科技的发展。全国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和几十万工作人员集中到一个载人航天工程里，航天科技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推动力不可小觑。

　　从实用性来说，美国将空间技术转化为产业，已创造了2万亿美元的利润；当年耗资240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场；有专家测算，美国在载人航天上的每1美元投资都有9美元的回报。如果这个比例得以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上实现，单是经济回报一项，就值得更多的人为之奋斗。

　　在冷战的阴影褪去以后，和平利用太空的举动，在中国的决策层及航天精英看来，有着更为实际的考量，毕竟，花钱挣吆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开放社会及其心态

　　(在要不要对神六做直播的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指导思想是：航天工程的研究成果应该全世界共享，以人类共有的智慧，推进探索航天科学的发展。—何昊(CCTV“神六”报道酒泉发射基地直播现场总导演)

　　“那时(2004年)主要是受到神舟五号的鼓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事业，很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的同学收入都比我高，但他们无法分享每一枚火箭上天的喜悦。”

　　侯彦娇，27岁，计算机专业硕士，火箭试验队中最年轻的技术人员。2004年毕业时，在大多数同学都毫不犹豫奔向网络公司的时候，她选择了火箭。

　　除了经济效益的期许，中国的航天事业还为科技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神舟六号七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平均年龄48.7岁，比神舟五号平均年轻了5岁；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之时，被任命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的戚发轫59岁，而2004年接任他成为神舟新总师的张柏楠年仅42岁；从1992年到2003年，仅火箭系统的设计师，平均年轻了18岁……

　　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使年轻人得到了飞速成长的难得机遇，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今天的载人航天，从大漠深处的发射场到毗邻中关村、收入却相差几倍的北京航天城，投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数不胜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雁生承认：“我们这一代与老一辈航天人相比，在对国家的责任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眼界等方面，都有不少差距。”

　　这是一群意气风发同时又兼具自省品格的人，与之相对应的，是神五、神六发射期间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电视到电台、书刊、网络，往常 “在西北XXX又升起一团蘑菇云”式的神秘报道方式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场热闹的资讯盛宴，正在崛起的中国摒弃了狭隘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思维方式，开始大方地站在国际舞台上。(文/杨学涛)

　　电影： 《新房客》 导演：黄秋生

　　释义：收入不高的陆爱琴一家住进了宁波市政府推出的“限价商品房”，新房价格比市区的二手房还低，宁波市政府这一降低房价的经验引得不少城市前来取经；“黄柏峪实验”一期工程让42家农户喜迁环保新居：红瓦盖顶、瓷砖铺地，还搭建了节能炕。100多平米的房子造价据说被控制在了30000元内！

　　我们期待着多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和“实验”，推广开来，“建造”更多的新房客。

　　新房客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尝试

　　一场尝试解决中低收入民众人居环境的尝试正拉开序幕。

　　宁波：引人前来取经的“退步”经验

　　“限价商品房”，顾名思义，这些房子的价格是有上限的—当时的价位基本限定在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其中多层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2980元，中高层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3300元。

　　如果不是手气好，43岁的陆爱琴现在恐怕还和老公、女儿一起挤在市区的小房子里，“不过现在好多了”，她说。

　　陆爱琴现在住的是一套57平方米的两居室，除了客厅小了一些，其它地方她还是很满意的。“你想想看，这个房子每平方米才3100块，市区的二手房都不止这个价格。”陆爱琴说。

　　陆爱琴所居住的小区名叫“广厦怡庭”，这是宁波市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一个限价商品房小区。和周围的人一样，陆爱琴当时也是第一次听到“限价商品房”这个新词。“商品房怎么限价”，陆爱琴没想明白。但随后，她就成了这个名词的受惠者。

　　“限价商品房”政策出台于2003年，市场效应一年比一年明显。2003年，宁波房价涨幅从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退至第二；2004年，房价涨幅降至13.9%，退到全国第五；2005年一季度，房价涨幅更是回落到11.9%，全国排名第七。

　　为此，宁波市屡屡在浙江省甚至全国的房地产会议上受到表扬，这一“退步”，引得不少城市前来取经。2005年，宁波更是成为了一座为中低收入民众建房的典范城市。

　　浙江省政府更是发文推广宁波的做法，要求其他城市因地制宜建设一些限定销售价格、限定建设规模、限定销售对象的限价商品房。

　　“限价商品房”，顾名思义，这些房子的价格是有上限的—当时的价位基本限定在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其中多层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2980元，中高层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3300元。与同一地段的普通商品房项目相比，这样的价格至少比市价每平方米低了1000元左右。

　　最具创造性的设计在于，“限价商品房”只限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他们既不够条件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无资金实力购买一般商品房—这群人的住房需求往往最容易被忽视。但现在，有了为他们而建造的房子。在宁波，这样的潜在消费者大约有18000多户。

　　一个较为完整的住房解决机制建立了起来—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中等以下收入家庭购买限价商品房，低收入以及困难家庭则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实行廉租住房。

　　但这样的房子真的会送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中吗？

　　为此，宁波市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程序来保证申购对象的合理性，并以申请、审批、公示、登记、公开摇号的程序最终确定那些“幸运”的家庭。

　　但真正的窍门其实很简单。从住房条件来看，限价商品房的面积严格控制在55-95平方米之间，主流户型为60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从投资价值来看，小区都建在城乡接合部，周边的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还待完善。同时，限价商品房5年之内不能转让或出租，5年之后上市转让，也要补交土地收益金差价或土地出让金。

　　从2003年以来，宁波竣工的限价商品房面积为28万平方米、3396套。不过，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2006年还将有17万平方米的限价商品房竣工。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黄柏峪实验

　　“这不仅能解决村民居住问题，我们还可利用新增土地，将种植业、养殖业、村办工业循环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可在屋顶上种地插秧，小动物能有自己的‘城区街道’，人类也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在中国城市化改造的大背景下，美国知名环境建筑师、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理事长威廉·麦克唐纳正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实验。

　　而这一实验，在2005年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希望：2005年11月，一期工程42套房子全部完工。

　　一排排整齐划一、红瓦盖顶的新民居用地热瓷砖铺地，依照农家习惯还搭建了节能炕。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和贮藏室一应俱全。房前都留有面积适宜的院子，每户新居还配有车库。让人更为震惊的是：每套房子只花费约3500美元(不到3万元人民币)。成本的低廉源自其特有的工序：施工用的是当地劳动力，就地取材，所有材料未来都能安全地进行生物分解或完全回收。为避免砖块着火时可能带来的污染，所用的是碾压过的泥土和石块制砖。石块中间加入了稻草，墙壁被设计成半米厚，房屋隔热性良好，且不需过多的取暖设施。屋顶上的太阳电池板则提供电力和热水。

　　麦克唐纳说：“我们做的正是‘无中生有’，成本很低，又环保一流”。

　　“黄柏峪实验”是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关注的帮助贫困人口解决住房问题以及解决未来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尝试。

　　据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亦将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按人口16亿和75%的城市化率计算，将比目前新增8.5亿城市人口。我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将4亿人口(相当于一半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要实现这一计划，就必须把城镇扩大为城市，甚至要开始建设新都市。

　　主导者之一的黄柏峪村村委会主任代小龙介绍，黄柏峪村示范村工程共分4期，2005年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完成环保房42套，建设秸秆汽化站和自来水站。他算了一笔账：不到400户的小山村，集中居住后，在原来全村830亩土地的基础上，可以新增土地3000亩。“如果全国农村都实行了集中居住，得增加多少土地呀！这不仅能解决村民居住问题，我们还可利用新增土地，将种植业、养殖业、村办工业循环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这次来自民间的实践得到了科技部、建设部、农业部以及同济大学的大力支持。而示范村工程的全部材料几乎都是由

　　除了黄柏峪村外，麦克唐纳还打算在另外6个(包括北京和广州)主要城市进行生态设计。如果一切进展良好，他依据生态系统进行设计的理念将成为中国新一代城市化的模板。

　　“中国已经浪费了200年。”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说，“我们必须迎头赶上。”(文/王礼 黎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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