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但愿台湾能平凡而幸福

　　陈长文，台湾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长，1944年出生，1967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1969年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1970年、1972年分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 回台后参与创办“理律法律事务所”，后为总负责人，并被台湾“国防部”聘为律师，任“国防部”法律总顾问。1988年出任国际红十字会台湾分会秘书长。历任台湾“哈佛大学同学会”会长，台湾国际法学会理事长等。 1990年6月以红十字会秘书长身份访问大陆，并代表台湾与大陆签署历史性协议—《金门协议》。11月，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首任秘书

长，现为“行政院”及“外交部”、“教育部”法律顾问，台湾红十字会总会会长、理律法律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

　　理律律师事务所设在台塑王国的大楼里，这样，这栋大楼了就有了两个在台湾一举一动足可震动朝野的大人物：有“经营之神”之称的王永庆和有“铁汉律师”之谓的陈长文。

　　在这个台湾乃至亚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门厅内，挂着“朴实”、“自然”、“无为”、“不争”四副条幅，而在陈先生办公室的两面墙上，则分别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和“礼记·礼运·大同篇”，这显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于一般律师的风骨—别忘了他除了长期担任台湾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如“总统府”法律顾问、“行政院”“国防部”、“经济部”等重要部委的首席法律顾问外，陈长文还是台湾红十字总会会长，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坐标的和平主义者。

　　8月25日，他的新著 《假设的同情—两岸的理性与感性》 出版，他以“假设的同情”来换位理解两岸的政治立场，以寻找两边的最大公约数—人民的最大福祉。作为曾经站在两岸破冰第一线的负责人，他的“感性”与“理性”甚至为“台独教父”林浊水所欣赏，而新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序言中引 《圣经·弥赛亚书》 中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来呼应陈长文的和平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或许来自于其父陈寿人将军在1949年“最后一战”的阵亡和由此带给他家庭的长时间痛楚，更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两岸生民生命的珍惜。而作为一个律师，他近期对有关台湾“律师治国”中律师二重性格的分析，不啻是对台湾现阶段主政者深刻的洞察。

　　岛内政党只有独统之分，而无左右之分

　　mangazine·名牌：“岛内政党只有独统之分，而无左右之分。”这是你的精辟论述，您如何评价台湾这一政党政治的现实？

　　陈长文：一般来说，在经济政策的倾向上，倾向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路线略可谓之左；倾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路线略可谓之右。比较进步的民主社会，其政党间的竞争，常常会伴随着这样的左右路线的辨证与摆荡。

　　到底左好还是右好，这可以上纲到哲学问题，我也没有那个智能来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一个民主社会，往往可以透过这样的左右辩证，取得一种较为精细与正确的平衡式折衷。

　　原来，在民进党执政以前，台湾内部政党竞争，严格来说，是存在一定的左右竞争的。民进党比较左，当时的政治诉求是“左”再加上一个“独”，而国民党是一个右倾的政党，是“右”再加一个“统”，

　　那时候台湾的政党竞争态势，大致是处于一种“国民党的右+统”对“民进党的左+独”。

　　但是，等到民进党执政后，“左”领导“独”，还是“独”领导“左”，这里面形成了一种内部竞争。民进党最后扬弃了左的路线，它向资本家靠拢，或者更精确地说，开始让“自己”也变成资本家，很快地，就与新旧资本家变成了结盟关系，这是很不幸的。最近台湾媒体质疑它的金控、金融改革，认为有可能跟某些财团有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民进党原来的动力是在于工人、农民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它得到权力之后，它会发现它需要资源，所以与商人靠拢是必然的，而商人靠近政治，这在中国古今皆然，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民进党是“右”加“独”的政党。

　　于是，在台湾，主要政党都是右派政党，其间的差别只在于统独的主张有异而已。这样的政治现实，造成了台湾多年来的停滞不前。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廉洁度的下降都是因为这样的现实。

　　mangazine·名牌：选战一开打的时候，台湾政治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统独问题，而非民生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现象的？

　　陈长文：在台湾，统独其实是一个“精神议题”而不是一个“实践议题”。现在来看，台湾目前没有“统”的条件，也没有“独”的条件，那么政治人物对于统独的主张就变成了不必付诸行动的主张而只是口水战而已。过去的十多年来，在蒋经国时代当然没有“独”的问题，在李登辉时代是在统独之间拉来拉去，这种口号只要喊得对味，事实上谁都不在乎。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内，都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这种“口号”只要喊得“对味”，支持者就不会在乎这个政治人物清不清廉、专不专业，对公共政策的主张正不正确。于是渐渐地，与其辛辛苦苦地讲专业、重操守，还不如喊口号来得轻松多了，政治人物也从这里面一再地尝到甜头，就会开始倾向于凡事喊口号，而真有哪个政治人物讲专业、重操守，但口号却喊得不够勤快的话，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在政治领域里，就形成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喊口号可以带过所有的问题，台湾人也已经习惯于这样子，过去十多年来都蹉跎了，犯罪的防止、“国会”的改革、教育问题等等，统统都没有在讨论，讨论的就是台湾的本土化、去中国化、把台湾人摆在地球人的中间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是它们在挂帅。

　　因为台湾至少富裕过一段时期，这些工人，农民都还能忍受，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又会喊口号，同时“农会”可以做一些特别预算来补助农民，这样大致上来说，只要大的地方如“独”对他的胃口，只要有战斗的激情，他就感到满足了，这是市井之徒或者说是普通的老百姓的心态，另一个方面，他们又会讲到国民党是多么压迫，这样一说，它当然就有(选)票了。

　　“精神议题”排挤“实践议题”

　　mangazine·名牌：这种“精神议题”又是怎么与具体问题挂钩的？

　　陈长文：像最近在讨论的6000亿“国防预算”问题，就总是牢牢地跟统独连在一起。我觉得政府要尽一切的努力来避免战争，如果政府没有尽到这个努力的话，那么对不起，打仗的时候我会离开这个地方。我认为不但是6000亿的军购不能要，就是两三千亿的预算都可以不要。

　　我的真正的想法是，我们要防卫“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敌人”在哪里？从1990年代开始，两岸开始交往了，我那时候是在红十字会和海基会，红十字会我们签订的 《金门协议》 就是我去签订的，我也是海基会首任的秘书长。从1990年代开始，到公元2005年了，已经发展到两岸可以互相来往了，再加上两岸的贸易、工商往来，而大陆政府也变得非常理性和扎实。我觉得今天百分之九十九(作律师的不可能告诉你百分之百)在客观的条件下都不会有产生战争的机会。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要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我是北京领导人的话，如果我不打仗，我会变成民族的罪人。那要打仗是因为什么？因为台湾宣布独立，就像 《反国家分裂法》 所说的。而台湾要宣布独立很难。如果要谈法制对政治的影响，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在台湾要宣布独立还不是那么容易，在我们的法制里头，在我们“ 《中华民国宪法》 ”里面，是一个统一的框架，它只不过是丧失了对于中国大陆的治权。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我们都在做统一的准备。真正从法律的框架上来说，要把台湾变成真正独立的话，得通过修改宪法，你们很清楚，现在台湾老百姓的政治生态，李登辉他今天在位他都过不去，他做到这个样子，他能够过得去吗？NO，决不可能。如果我这边想要独立都不可能达到的话，你还会来打我吗？所以今天“总统”说我们要把台湾改成“台湾共和国”，说实话他一个人还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国会”才有这个权力。当台湾没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那边当然不会来打我。

　　所以，这不是6000亿军购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根本就不要百分之三的国防预算，把那个钱省下来每年还500亿的赤字，然后另外的1500亿我拿来作教育，作公共设施，作社会福利，甚至去帮那些远在天边的非洲的艾滋病的病患者。

　　所以说统独这个议题把台湾的很多议题排挤了，很多的资源浪费了，因为这个政府的良、坏再也没有人去在乎。我最近的一本书 《假设的同情》 ，就是过去三五年来陆陆续续的对台湾各大报纸的读者投书，我投 《中国时报》 ，我甚至刻意地去投 《自由时报》 —它的路线事实上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路线，它是一个财团赞助的，跟李登辉他们走得很近，它事实上也是针对 《中国时报》 尤其是 《联合报》 来的，我那些文章投给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自由时报》 的读者能听到平衡的、理性的一些探讨。

　　政治人物会因为选举出现议题的排挤，此外，在人民部分，也会出现所谓的议题排挤的情形。假设我们的脑袋里有一个“议题保存箱”，它能涵纳的议题是有限的，你放了统独议题，自然会排挤你对其它议题的关心。这种议题排挤作用(关心度的排挤)不只会发生在人们的脑袋里，也会发生在舆论与媒体的报道上。

　　国民党这个包袱对于马英九何其沉重

　　mangazine·名牌：现在国民党选举出马英九出来做党主席，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您也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还是台湾哈佛同学会的会长，您如何看待这位“学弟”？

　　陈长文：马英九我们要拭目以待，我还要寄予厚望。台湾事实上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包括民进党，包括老的国民党，那个“封建”的国民党。今天马英九上来，该何去何从？他现在还有一个包袱，台北市的包袱，国民党更是留下来一个庞大的包袱，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了政权，2004年它又没有成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想它一定会有很多政治上的改变。如果回溯以往的话，会发现那个原来的它在打它自己。不过，它过去做不到，那么它现在的这些人物就可以做得到吗？马英九是一个新鲜人，虽然他在党内担任过副秘书长，担任过一些工作，甚至担任过副主席，现在是主席，但是他还是很新鲜的。对他来讲，我觉得国民党那个包袱对他是何其的沉重，能不能把那个包袱甩掉，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人甚至想让他干脆抛掉这个党，单独组成一个政党。现在台湾还出现了一个无党联盟，他们称之为“紫色联盟”，不过在近期很难打破台湾的政党格局。

　　mangazine·名牌：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实质，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存在怎样的问题？能否改变？应如何改变？

　　陈长文：我对民主政治的观感是这样的，民主政治未必是人类社会体系中“绝对地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却至少是在目前被验证的多种政治制度之中“相对地最好”的政治制度。

　　台湾走向了民主政治这条路，大体上是幸运的，然而，台湾虽然正确而幸运地走上了民主政治这条路，但在细部发展的过程中，仍也有其不幸运与不正确的地方。不幸运的地方是，先天上这块土地上被纠结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僵持，也就是统独问题。不正确的地方则是，在政治人物的用心操作上，刻意地升高这样的僵持，把统独的价值、地位置于民主政治的精致化之上。

　　但是，这种操作统独凌于一切的做法，其实也渐渐行不通了，台湾经济面临的困境、失业率、自杀率、贫富差距率、犯罪率的逐渐攀高，都开始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醒悟到，还有比统独更重要的事要追求，那就是“返诸平凡的幸福生活”。你会发现，统独这个题目其实不再是一个题目，尽管在2008年它还可能再变成一个题目。今天你去看台商回来也会发现，“政府”是不对的，越来越多的台商过去，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不愉快，因为台商走到大陆去会让他们失业。如果台商能够回馈给台湾，然后我们开放观光，那些有意见的人自然就会明白。

　　而这样的呼求，也将渐渐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在选举结果上，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为例，马英九的胜选，我认为就是标志着统独退位，回归经济政策竞争时代的来临。如果，民进党在未来的三年内，还不抛掉统独对立操作的政治手法，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治思维，在内政的治理上展现成绩，其三年后失去政权几乎已是必然结果。

　　两岸关系，政治在前，法律在后

　　mangazine·名牌：台湾民主历程近20年，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台湾法制建设成效如何？

　　陈长文：我的感觉是“形初具”、“实尚远”。所谓“形初具”，指的是台湾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的建置，该建置的大致都已经建置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些细部的地方，进步的幅度是不够的，而所谓的“实尚远”，指的是在实践法律、维护法制的态度上，台湾有非常多的要努力的地方，甚至，我必须不客气地说，这两三年来，甚至有倒退的隐忧。

　　“法制”二字，其实有个哲学上的难题存在，那就是法律的目标就是要减少“人”的因素，但难题所在则是，这个想减少人的因素的法制，它的运作又始终脱离不了人。脱离不了立法者，如果立法者立了恶法，这样的法制就不再有意义；脱离不了执行者，如果行政机构刻意扭曲法律，这样也一样没有意义；脱离不了仲裁者，如果司法机构腐败了，这样的法制甚至有可能变成助长罪犯的帮凶。

　　但是长期以来，“立法院”的立法品质，一直被打了很大的问号，行政机构，在首长的政治操作下肆意地曲解法律、扭曲法律的事情，更不在少数。但更令我痛心的其实是司法机关近来发生的一连串重大违纪事件。这些都是台湾目前的制度难题，法制难题。

　　民主法制虽好，但是还要有一个更“上位”的价值理解。那就是，虽然我颂扬民主与法制，但是“民主”与“法制”仍旧只是“工具”。而这两个工具，必须是为“追求人民的更大的福祉”服务的。

　　这样的上位价值建立了，才能进一步地去厘清，人民幸福、民主与法制三者的关系。人民幸福，在这三者中，是一个尺标，用来检验不同制度的良瓠。能够增加人民的幸福的民主法制，才是值得追求的民主法制。而民主会比法制更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法制就像一个阿拉丁神灯，它具有促进进步的强大力量，但也可以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要看拿到神灯的人是阿拉丁还是坏巫师而定。一个极权社会、法西斯政府，也一样可以建立法制，在那样的“法制”之下，人民只会更痛苦。而民主政治，会使得“法制”被独裁者把持、运用为迫害工具的机会大为减少。在我看来，若将法制比拟为神灯，则民主多半会是阿拉丁。当然，这也不一定是绝对的事情，就如我前面说过的，民主虽然好，仍需要完全配套，例如分权的设计等等。

　　mangazine·名牌：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法律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两岸的法律工作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长文：从大局势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两岸关系的本质是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获得共识后，下一步才是“法律”的舞台。但法律也并非全然不能走在“政治”的前面。

　　以台湾方面为例，“ 《中华民国宪法》 ”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带有“一中”性质、以“统一”为长期假设的宪法，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的，这个假设基础，实际上使得两岸政府的主张，有一个内在的牵系存在，也就是说，在“统”的假设上，存在了一个制度性的联系，只要这个“一中”构架的“ 《中华民国宪法》 ”不被毁弃，这个建构在法律上的内在联系就会持续地扮演一定的保险阀的作用，减少两岸因为统独主张而擦枪走火的情形发生。所以在这一方面，法律可说是走在政治的前面。

　　然而，不管是“宪法”或者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台湾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使得法律的形式力量至少会被一定程度的保持，而就会使“宪法”规范、法律规范发挥缓和两岸关系的一定效果。

　　相关专题：mangazine.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