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使命

　　向 熹

　　时逢岁末，数不清的媒体在评选着年度的人物，大家都想用人的故事勾勒时间的轨迹，“纪传”从来都是一种直接而有效地历史表现方法。

　　本刊也第三次从50位候选人中评选出“十大精英男性”，在第一、第二次评选前，

我们已经将“精英”与“新闻人物”进行了区别，已经将本刊“4+1”的标准体系(“志存高远、人格高洁、勋业彰显、思想夺目”加上“优雅生活”)进行了阐述。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同我们的标准，今年的评选中，投票参与的人数空前。

　　“精英”一词的内涵在反复阐述之后，仍有遗漏。那就是“精英”的历史使命感。

　　一个时代，无论它如何沉寂甚至堕落，都会有“精英”存在，但是“精英”的存在，与“精英”起着应有的作用，却是两个概念。历史上不乏“精英”耀眼、而于世无益的例子，如魏晋南北朝，“名士”辈出，而制度严苛、百姓困苦、社会缺少希望。现代人一说“名士风度”就扯到那个时代，是对历史的不了解。

　　这种状况其实际是“精英”不能代表民众，民众找不到代表的“精英”，“精英”未致力于为社会前进的题目寻找解决途径，于是形成时代的紧张。

　　紧张的时代如果幸运，走出紧张就步入一条光明的大道，而大多数时代是不幸的，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用巨大的时间成本才能重回起点。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也不乏“精英”，他们研究“洋务”、研究“宪政”、研究“主义”，一心想着能尽快摆脱因国力落差、军事失败带来的民族屈辱感。然而就在他们奋力推进各种主义下的措施时，中国的民间社会仍然在传统的基础上缓慢地变迁。民间所求的是眼下的福祉，而精英所求是恒远的国强，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于是国号改为“民国”一年后，仍是“人心思前朝”；于是20世纪初的一系列试验性的政治探索都归于失败。直至与“大同理想”一致的思潮进入中国，这种时代的紧张才得到解决。但

　　今天，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不存在当年的时代紧张，但是，危机依然存在：

　　一方面，大多数“精英”欲致力于中断了的现代化启蒙，要将“自由、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传播给民众，培养现代国家的公民。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跨过了1000美元的大关，恢复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的冲动渐成潮流。后现代的意思自发地出现。文化保守的思潮也日渐汹涌。

　　这两个方面在没有充分的互相理解和高角度的评判时，很容易对立起来，做着错误的争论。

　　在此，我们同样面对一个历史的关口，如果能够清醒地反思百年来对民族传统的破坏，如果能够检讨启蒙带来的普世价值及现代化路径的本身局限，如果能够顺应民族认同与自信恢复的潮流，那么，有望利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精华，调试弥补启蒙精神的不足，自信而从容地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中国的大幸！

　　否则，可能又将为启蒙精神本身的不足付出成本，传统的糟粕又会乘虚而入，让中国再次付出数十年的时间代价。启蒙精神强调“人”，强调将人从一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人属于自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属于”，属于你的家国，属于你沾染其色彩的文化。如果依百年来的现代化认识看，我们都会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实际上，如果不将之对立，你会看到一个更加光明的“可能”，而这个“可能”又是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中国“精英”的必然处境：你可以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强调自己，但民众不会否定你在必须时刻的“属于”。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课题出现时，解答的任务又会压在“精英”的肩上。

　　人类前进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答案是“性”，一种生理的本能；司马迁及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利”，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歌德及文学家的答案是“浮士德精神”，一种积极态度下的创造、批判、战斗的精神……在上述答案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文化的答案，那就是“使命”，道德的使命、历史的使命。

　　我们在评选“精英”的同时，也在呼唤对“精英”历史使命的共识。

　　相关专题：mangazine.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