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崛起之年”话“韬晦”

　　文 达巍

　　年终岁末，单位、个人都忙于盘点一年之得失。论及今年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最大的变化恐怕是“中国崛起”为外部所明确感知。当然，就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言，中国发展并无特别加速之势，但谈论“中国崛起”，重点原在于“外部感知”而非“内部事实”。好比邻家男孩正处发育期，最近几年一直长个，但是粗心邻居往往是在某个不经意间才发现，

“这小子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国内外围绕中国外交是否还要“韬光养晦”发生了激烈讨论。到年中，讨论渐趋平静，“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的说法获得了多数官员、学者的认同。有论者指出，“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大智慧的策略，“抛弃韬光养晦将把中国引向灾难”。对这一结论，笔者一方面十分支持，另一方面又感到意犹未尽：时势俱变，韬晦固然抛弃不得，却也需要进一步提升。

　　所谓提升，是要把韬光养晦从生存哲学提升到战略文化的层面上。冷战结束后，中国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固然有大智慧，但我们也无需否认，韬晦原不过是中国古老的生存哲学之一。“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正是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成功的韬晦，才有日后三分天下的格局。韬光养晦作为中国的对外战略，直接应对的是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对华制裁的严峻外部环境。

　　正因为韬光养晦传统上只是一种生存智慧，才会有今年是否应该抛弃它的讨论。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正常：中国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外部环境也没有那么险恶了，我们还需要保持那种低调的生存哲学吗？国外对中国强大起来就要抛弃韬光养晦的议论，显然也出自同样的逻辑。

　　遗憾的是，在相关讨论中，支持继续韬光养晦的论述，依旧多从“中国仍很落后”、“中国发展仍任重道远”的基础出发。这样一个立论基础很不稳固，正如佐利克在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中所说，“中国领导人可能总是担心外部世界不明白中国发展还面临多少困难，中国需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发展上。但是从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的发展已经使其一举一动具有了世界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强先崛起”的国家，单讲“未富强”，化解不了外部对它“已崛起”的疑虑。

　　在笔者看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韬光养晦提升到战略文化的层次上来。这就是说，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在困难时的自保之道，更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相信，一个正人君子，无论是贫是富、是弱是强、是逆是顺，都应该保持一种谦虚谨慎、不说空话、多做实事、不事张扬的低调作风。亢龙有悔，月盈必亏；木秀于林，风必催之。

　　对秉持这种战略自省的中国人来说，韬光养晦不仅是中国处于不利环境时的处世哲学，也是一个崛起了的中国的处世哲学。笔者相信，只有把坚持韬光养晦的论证建立在战略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说这一战略“要管一百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韬光养晦才与邓小平另一个“政治遗嘱”———“不称霸”———联系了起来，并确证后者为可信。

　　近年来，对韬光养晦一个最大的威胁是，它被一些人反复揭示成卧薪尝胆，被解释为现在保持低姿态，将来要复仇，要挑战，要取而代之。这一论述的核心抓住了“韬光养晦之后怎样”的空白。而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去解释“韬光养晦”，就消除了这个空白，因为韬晦是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文化，而非权宜之计，因此也就没有“之前”、“之后”的问题，更不存在“报仇雪恨”的问题。

　　如果是完美主义者，我们还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要什么”的问题。称不称霸，韬不韬晦，只表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解决“中国代表什么”、“中国追求什么”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可能需要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基本的取向已经有了，那就是和而不同。我们不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是参与者、贡献者和改革者。我们不妨把这种姿态说得更明确些，更响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