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潮白
新华社杭州昨日电，正在杭州举行的高层廉政文化论坛提出了遏制腐败的新思路，“要依靠我国历史积累的优秀传统向腐败文化宣战”。论坛通过的《杭州宣言》，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廉政文化建设，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印象之中，今年的《宣言》已经通过不少。在一个地方开完会，前面缀上那个开会地点的地名，就发表了个《××宣言》。具体有多少恐怕要由有心人去统计了。对《××宣言》，我没有非议之处，不过觉得《宣言》太多，成为时尚，也难免眼花缭乱。但本人关注《杭州宣言》，主要在于它把“腐败”与“文化”拢在了一起，构成一个叫做“腐败文化”的词汇，让人如鲠在喉。腐败也是文化吗？腐败可以和文化“有染”吗？恐怕不能。
什么是文化？文化人类学上的定义有将近两百个，但能够为不同学派的学者所普遍接受的，还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如果说，这个定义的学术意味太重，那么，我们也不妨看看权威辞书的通俗解释，手边正有两部，检索起来并不难。《辞源》释义“文化”，乃“文治和教化”；在今天，“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汉语大词典》条目分得更细，但除了学术用语，主要的还是这两个义项。由这些义项我们不难明了，文化是一种社会成员学习并传承的财富，而腐败，作为古今中外一切正直的人们所痛恨的贬义词，充其量只能称作现象，不能称作文化。换言之，文化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搬来搬去的后缀。
我对《杭州宣言》同时感到不解的是，我们的历史积累是否具备向腐败宣战的能量以及由此产生的能力。此说由何而起？我胡乱猜测，是不是影视中戏说的那些完美无比的“汉武大帝”、殚精竭虑的“雍正王朝”、“微服私访”的康熙之类，不仅迷惑了我们的百姓，而且也给我们的“国内知名学者”造成了错觉？吴晗先生有“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的说法，我一向不能苟同。《二十四史》是一部百科全书，从经济的视角看它是一部经济史，从社会的视角看它又是一部社会史；但不论用怎样的视角，说它是一部廉政史，恐怕没有人会同意，尽管里面记载了不少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推崇的廉洁之士。离开了这部在一定程度上无可替代的官修正史，古代中国社会“积淀的丰富廉政文化资源”从何而来，从稗官野史，还是从民间传说？我还不大明白的是，“医托”、“学托”的纷纷出现，是否可以作为“腐败文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标志。但是我想，当我们的制度建设还远远没有达到可称完善的地步之时，急急忙忙地开辟“第二战场”，不仅缘木求鱼，且有舍本逐末之嫌。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既然我们在大力建设“廉政文化”，对应的就应该是“腐败文化”吧。真乃想当然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