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和总书记握手后的生活(3)

　　“可这次，他是真哭，哭得跟老牛一样，‘哞哞’的”

　　跟踪拍摄小卫和老纪的王天明，今年9月去山西，快到闻喜县城时，收到老纪一条短信：王老师，能不能浪费你一盘带子，到我家好好拍拍，反映一下我家的问题。

　　“我一看，知道出事了！”王天明说，因为以前，老纪和他妻子一直拒绝拍摄，王天

明直奔老纪家。

　　老纪家住的是窑洞，里外两间。进门一看，老纪躺在外间窑洞，老婆躺在里间。老纪一看王天明他们来了，放声大哭。

　　“在我的印象里，当过兵的老纪身上还有军人的风采，是很乐观开朗的人。哪怕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也照样乐喝喝的。可这次，他是真哭，哭得跟老牛一样，‘哞哞’的。”

　　老纪边哭边说，老婆这次感冒了，村里人就说她是

　　“跟你说实在话，村里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连这么小的小孩，都管我叫艾滋病。快一年了，我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呵！老婆说我为国家做贡献，把自己家害完了。她也是撑不下去，才闹绝食。”

　　进了里屋，王天明看见老纪妻子躺在靠窗的床上，到处是输液用的器具和瓶子，一片狼藉。她讲，前几天感冒了，村里人就说她也是艾滋病犯了，听了很生气。“最叫人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村委会建厂，没经同意就毁了我家的地，当时小麦都一尺高了，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她开始输了两天液，没什么效果，去住院又没有钱，后来液也不输，不吃不喝，昨晚上吐血，这次想活也活不成了。

　　王天明劝她先去医院看病，死活不去。因为有事，王天明离开老纪家。事没办完，就接到电话，说是老纪要服毒自杀，一伙人又匆忙赶回村里。“原来老纪做了饭，让老婆吃，可她还是坚决不吃，老纪没辙了。你不想活了，我也没指望了，我先死球算，老纪跑了。”

　　老纪一跑，他老婆躺不住，赶紧给小卫打了电话。村北是一条很深的沟，有人看见老纪进沟了。王天明又喊上一些人，进沟里找，找了一个多钟头，跑进去十多里地，才看见老纪。他一脸土，正在沟崖上边转悠着。

　　老纪回家后，妻子同意去县医院。

　　“王老师他们来，算救了我们一家，是他出钱，送我去了县医院。”提起这件事，老纪妻子面部僵硬地说。以前她发愁时只是偷偷地哭，一个人闷着、忍着。但那次她说实在受不了，一共饿了五天五夜，胃吐血，头晕，下狠心不想活哩。她想过不知多少次，干脆买上灭耗子药，再做上一锅饭，让孩子吃上，一家人死了算球，省着让人看了烦。“我想死之前，写篇稿，告诉社会，我一家是怎么死的。可我没文化，心里有话就是写不出来。绝食后，现在，脑子也不管用，好多事情都记不住了。”

　　“为了感染者不受歧视，我们站出来，想起到好的作用，没想到，让自己的家陷了进去”

　　已经晚上10时多了，还不见老纪的人影。这次，他带了当地的7个艾滋病人，到佑安医院，说是参加免费治疗。

　　“我家老纪，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老纪妻子抱怨道。

　　有次孩子发高烧，正好一个女艾滋病人发病，给老纪打电话，放下电话他就去了。雪天，老纪走了十几公里，上人家帮忙，自己的孩子他不管。政府有关部门，有事也常找老纪，喊他去做宣传，搞调查，拍片子什么的。气急了，老婆骂他：“你那些人一叫，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家里有事，总见不到你的面。”在外头忙归忙，可到了吃饭时间，老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的部门这个样子对待老纪。工作的时候叫他，吃饭的时候没人理他。我们那里，吃一碗面，才3块钱，哪怕给他3块钱，让他出去吃碗面也好。去，你回家吃饭，吃完饭下午再来。他们吃饭，还不是花国家的钱，老纪也是工作，却不叫他吃，我特别生气。”

　　我问老纪妻子，老纪这样参与“防艾”工作，真没回报？

　　她气呼呼地说：“不但没回报，还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王天明这次去山西叫她来，她死活不来，好说歹说，才跟来。“我家老纪不让我说，怕对政府不好。我不管，我就要实话实说。我家老纪，对宣传防止艾滋病，做的贡献不少，配合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我家有困难，为啥没人帮？”

　　因为孩子哭着闹着要转学，她没办法，去县上找，但没人理她。“我两个孩子的学习不行了，成绩下降得厉害。”王天明也说老纪的俩孩子长得很精神，这样下去，真是可惜了。

　　“我惟一的想法，就是能让我孩子离开村子。要是能在北京找下个打工的活，哪怕一个月挣两三百，我就把孩子带出来，我实在不想在村里待下去了。”

　　王天明介绍说，这些年，老纪和小卫不仅在当地为患者服务，还一直参与全国性的“防艾”宣传活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当地不少艾滋病人，都是由他俩带出来看病的，向艾滋病人提供咨询，带人家去医院化验、住院。他们甚至跑到一些曾卖过血的人家里，劝人家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染上艾滋病。为这，两人还挨过打。

　　“我认为他俩挺了不起的，对阻止当地艾滋病进一步蔓延是有一定功劳的。现在，有一些做艾滋工作的人，会自我宣传，受到关注多，能拿到海外资金，不露脸，但得实惠。他俩就是农民，想法简单，做实事，光是自己跑北京的车票，就一迭迭的。”王天明讲。

　　有一次，一家药厂向一个艾滋病人办的组织，捐了30万元的药。捐赠晚会，要有人接这笔捐赠，人家喊老纪去，老纪真的去了，上台接受，抱着一个30万元的牌牌，实际上是30万元的药。电视播了，村里人看了说：看看，得了艾滋病，人家发大财了。实际上，那次的路费，还是老纪自己掏的。

　　“农村人，傻呗！”小卫评论道。

　　夜里11时了，老纪才匆匆忙忙地进门。他长得又黑又瘦，嗓子沙哑，可能是饿了，一坐下就抓起桌上的橘子往嘴里塞。同来的7个病人，有两个因为走得急，没带身份证，旅馆不让住。老纪只好把他俩送到北京火车站候车室，在那儿对付一宿。

　　我跟老纪说：“你老婆刚才抱怨你，说你净瞎忙。”

　　老纪“嘿嘿”地笑着，说：“我吧，看着这些病人，病得厉害，家里又特别困难，不忍心。起码，我有了一定的艾滋病知识，对病情比较了解，跟医院能联系上，送他们来北京……”

　　没等他讲完，小卫不耐烦地打断他：“别说官话了，什么他们重要，没有稳定的家，没有老婆的支持，我们能干成什么？你家孩子丢的时候，你怎么不去工作？还不是赶快找孩子去。”不善言辞的老纪，被他几句话给噎了回去。

　　看老纪挺尴尬，我跟他开了一句玩笑：“看人家小卫，脑子转得多快呵，见总书记时又准备笔记本，又准备鞋垫的，你怎么什么都没弄呵？”

　　小卫笑话他说：“他本来是想送一只布老虎，结果人家飘飘然，晕乎乎地，签名本忘了，小老虎也忘了。”老纪没理他，说自己因为激动，只知道双手紧紧抓住胡锦涛的手。

　　我问他记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话？

　　“记得。他说，你们得这个病是不幸的，现在国家免费给你们提供抗病毒的药，有希望的！”

　　老纪当初也认为，跟总书记握手，社会上的人看了，村里人看了，会觉得总书记都能跟艾滋病人握手，都不怕，肯定没事，所以不会歧视的。

　　“结果没有想到。对我自己没什么，但我对不起老婆孩子，让他们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为了感染者不受歧视，我们站出来，想起到好的作用，却让自己的家陷了进去。”老纪沉默了。

　　我问老纪和小卫，假如重新选择，会同意再上电视吗？

　　小卫说，如果不做面部处理，他决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又表示：如果能把家人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他还会站出来，做反歧视宣传。“我甚至想拍拍我们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告诉大家，跟艾滋病人正常交往，是不会传染的，现身说法会是很好的宣传。”

　　这时，小卫的手机响了，是他妻子从山西发来的短信。小卫让我看，手机上显示的是：“老公，别忘了吃药！” 本报记者 董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