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要做他们那样的人

研究者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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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请谈谈您自己。比如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读书经历，使您判断中国确实有自由主义这样一个传统有待挖掘？您是1961年出生的，您所研究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您的成长阶段，应该是不大被正面提及的吧？

　　谢泳：他们都是我青少年记忆中被大家说的“坏人”，右派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里面，其实是左右派都有的，但主干还是自由主义者。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每有一个批判对象，都会汇集专门的批判材料，从地方到中央，搜集和编纂都不少。比如，1954年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就出版了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1955年批判胡风，作家出版社出过6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我对这些“坏分子”的最初了解就是来自当时的一些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虽然目的是供批判，却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

　　我也算是生长在一个右派家庭。我父亲是小地方的右派，他是个会计，只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以为比周围人有点文化能干点，摊上了。但多少，这个背景还是对我有所影响的。

　　人物周刊：有什么特殊的人、特殊的书，对您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吗？

　　谢泳：1982年夏天我用一个下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记得作者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论证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出了公式。他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我看完后以普列汉诺夫的论点为依据，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文章当然没有发表。依现在看，当时的想法肯定也有很多出于误解，但在当时，确实很兴奋。

　　后来个人想法逐渐成熟稳定下来，能做点事情，主要还是得益于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六七十本，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简要编译了重要西方学术著作，编译者多是当时的青年研究生，现在有些影响的中年学者，比如徐友渔等。这套书在当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中影响很大。

　　人物周刊：关于青少年时光，关于1980年代，贾樟柯的作品能引起您的共鸣，能勾起您的回忆吗？您也曾经迷惘、反叛吗？你们都来自山西小城。

　　谢泳：我们的青少年文化生活背景，都是非常贫乏的。没什么书可看，更别说电影和音乐。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听到邓丽君的歌，还是觉得很新鲜——原来不仅革命可以唱，人生感情也是可以唱的。

　　贾樟柯的电影基本是底层故事，不规矩的少年人的美好无奈的情绪。我比他们要大些，而且我从来就是一个拘谨规矩的青年。

　　人物周刊：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和您所研究的人的传承关系是什么？

　　谢泳：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残缺，人生阅历贫乏，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我愿意从人格和思想上学习他们，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您很满意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吗？听说您一直想办一本杂志。比起您现在的研究，您有过更张扬的人生抱负和社会理想吗？

　　谢泳：我的确试图办杂志，并且主持过《黄河》杂志改版。现在似乎没有机会了。

　　现在做的事，还好。我在山西，也不在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讲话余地也宽一些。虽然清苦，但是很平静。我是一个比较散淡平静的人，一个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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