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总部两百名中国雇员生活揭秘

　　主要负责会务 多在纽约买房 上班乘坐公交

　　《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 万经章

　　雇员人数与会费挂上钩

　　两百中国职员来源不同

　　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东边的东河河畔，座落着一幢三十八层高的浅灰色玻璃大理石板楼建筑群，这就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每天都有几千名男男女女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数百名中国籍雇员。笔者曾作为联合国政务高官在此工作了十余年，对中国雇员的工作生活了解很多。

　　在经常进出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国人当中，除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和从国内临时派去开会的人员外，大部分都是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他们或直接来自国内，或是已在海外定居的华人。不管过去做什么工作，他们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线”，只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

　　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二百名左右，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门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比例额度，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打字员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和正式官方语种，秘书处所需的一百多名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体来说，占用联合国地域员额分配的中国籍职员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小部分(约十人左右)属政府借调人员，即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经中国政府推荐并由联合国秘书处审查合格后从国内正式聘用的人员。这类人员一般级别较高，担任联合国秘书处某一部门的负责人(如联合国副秘书长等)。

　　另外一大部分国际职员(约四十多人)与政府借调没有关系。其中一部分资深人士持有中国护照，不过却是来自台湾或香港的同胞以及旅居海外的侨胞；另有几十人是近年来通过国家人事部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格考试从国内选拔去的专门人才。据说，前几年人事部配合联合国在国内举行过两次这种入门考试，应聘者成千上万，但只有几十人过关。

　　总的说来，由于中国所交会费有限(我国会费比例15年前约占全部会费的0.8%，现已增加到2％)，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也相对较少，远远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大国。

　　中国雇员主要负责会务

　　翻译多集中在二十三层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最近十余年，先后当此重任的有冀朝铸和金永键，现在担任此职的是前驻日本大使陈健。本质上讲，这是一项“政治性任命”。在十余位现职副秘书长当中，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占据其中一席，然后由秘书长正式任命。

　　从理论上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是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威，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秘书长的权力严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职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秘书长既要避免触及某些大国的利益，又需要顾及政治平衡。通常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的重要部门往往分给由美英法日等国举荐的副秘书长(有时也会有变化)。近十年来，分给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其他一百来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逐字记录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整个二十三层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逐字记录员则散布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零零散散活跃着一些中国籍人士。

　　西方国家为争权游说秘书长

　　中国雇员数量职务不如西方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职员数量和职务都远远低于西方大国。在部门分配方面，只有极少数人在联合国核心部门工作，其余绝大多数分散在一些技术性和服务性部门。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职员占据重要岗位者更是寥寥无几。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很多，除十余名副秘书长之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书长特别顾问、私人代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头头脑脑总人数不下半百，但中国只得到副秘书长一个职位。在秘书处众多的司处级领导等级别较高的官员中，中国籍人员也是屈指可数。

　　近几年，中国籍职员人数因我国会费比额加大而有所增加，但随着资深中国籍人士的退休，中国人担任的秘书处高级职务反而有所减少，影响力与中国应享有的国际地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不应该也不正常的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多寡，特别是其职位的高低、是否可以为维护本国权益发挥适当作用，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和影响。也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为了得到某些位置而争得你死我活，有时把秘书长搞得进退两难。

　　据笔者所知，一些国家(如法国、俄罗斯等)为了增加本国公民在秘书处任职的比额或给他们晋升职务，往往由国家或政府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向秘书长游说，政府相关部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会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上上下下齐努力，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中国雇员买房看重

　　自发凑钱设宴欢迎李肇星

　　当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目前，多数中国籍职员都已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

　　他们多数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新鲜草原、森林小丘上和法拉盛、纽约市北郊的富裕小镇，以及曼哈顿对岸新泽西州北部环境较好的郡县，还有一部分住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周边的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等区。和所有的华人一样，中国籍联合国职员挑选居住地的标准是：价格合理、环境安全、学区优秀、购物方便、交通便捷、国人集中。一句话，就是所选住宅的性价比要相对较高。

　　和国内上班族一样，大多数中国雇员也过着朝九晚五(有时需加班)的生活，每天在住家与联合国总部大楼之间奔波。在交通方面，汽车虽是美国大众化的通勤工具，但令人头痛的塞车和停车位紧缺迫使许多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中国职员。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二十三层上有一间房作为中文书会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

　　此外，中国职员间还保留着一种松散的联谊传统，在中国重大传统节假日前后，往往有人出面组织聚餐等庆祝活动。同时，迎来送往更是国人十分重视的礼仪。每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履新或离任，每逢联合国中国副秘书长更替或资深人士离任，中国籍联合国职员都会自发地凑钱举行规模不等的欢迎或饯行宴会。

　　记得李肇星外长当年到联合国就任中国常驻代表时，中国职员们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他深情地说，他参加过许多招待宴请，但出席这种由邀请人自己掏腰包的宴会还是第一次，他将把中国国际职员的真情厚谊永远铭记在心。笔者一年多前离开联合国时，秘书处的中国同事也多次设宴饯行。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中国国际职员的联谊聚会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支持，每年还几次邀请中国国际职员到代表团做客。人在异乡为异客，同胞情尤为珍贵，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作者为联合国前高级政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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