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资本危机

　　本刊记者/程丰余从阎世铎到谢亚龙，中国足球由中甲走到中超，却没有走出昨天

　　曾经轰动一时的本山入主辽足

　　一事，谁也没有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至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以这种方式收场。几年来，本山“忽悠”了大江 南北，忽悠的国人都不得不用景仰的目光期待下一个忽悠

的对象。但是，谁想过本山也会被忽悠？要怪只能怪他和足球的亲密 接触晚了至少10年。

　　足球，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在米家军把国歌带入世界杯赛场时，这种狂热被 推向了极致。而可惜的是，如今中国足球产业还没来得及走上巅峰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绝唱。

　　足协公信力丧失

　　足球产业不断降温，商家驻足观望，都希望官方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此时足协挺身而出，“豪赌足球”成为一种 理念，一时间深入到足协上下的各个阶层。在完成中国首次进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使命后，足协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如何不择 手段取得优异成绩上。

　　不断的暂停联赛,无休止的集训，国人的希望反而越来越小。于是乎，很多让人翘首期盼的许诺和希望，最终无一例 外成为不堪回首的记忆。诸如取消升降级这一类拍拍脑袋就轻易做出的决定，至今仍然对中

　　联赛丑闻不断，公信力严重丧失。当管理者言而无信，执法者不按统一法度处事，具体问题得在平衡方方面面关系之 后进行处置时，这样的为官之道将最终毁坏当政者的权威。

　　欠薪不是新闻

　　一位俱乐部总经理曾公开抱怨，打一场比赛需要30万到36万元成本。其中治安费每场6万，场租费8万，连公交 车补贴每场球都要付4万到6万。而一场球的最高门票收入也只有10万左右，一场就要亏20多万。

　　加上中国足协对联赛经营权和冠名权的高占有率，使得俱乐部平均每年只能从足协得到400万的分成。场地广告5 0多个，能留给俱乐部出售的只有15个。在电视转播收入上，俱乐部也指望不上什么。

　　俱乐部自主权有限，不能自我造血、自我生存。相反，队员的工资却每年增加。1994年以前，中国足球一直实行 专业队模式，许多体工队每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元。1994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职业球员的收入猛涨到每月2000元左 右，此后的几年则是以几何数字的方式往上飙。

　　2004年，鲁能给国脚和核心队员的待遇是320万元一年。球队拿到中超杯冠军与

　　俱乐部在亏损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减少队员薪金，但中国的俱乐部不敢擅自砍工资。我减，别人不减，球员必然 转会，人才流失，出不了成绩，赚钱越发没了指望。

　　在这样一个高投入、少回报的畸形态势下，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无疑让老板们大松了一口气。降薪，是他们最直接 的反应。说到底足球投资也不过是商家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经营手段。

　　当投资的品牌没有竞争力时，减少投入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基本保证。如果把中超作为一个品牌，在取消升降级后， 商家没有了失去这个品牌的担忧，减少投入是非常正常的手段。

　　虽说此事是俱乐部的老板们做得不够厚道，但最终的受害者是中国足球。2005年欠薪始作佣者深圳平安俱乐部在 迟尚斌之后，郭瑞龙也下课了。

　　他的罪名并不比老迟冤多少，“违反纪律，擅自将20万奖金未经请示，补发了球员被俱乐部拖欠日久的工资”，这 就是理由。这年头到底还是债务人牛，债务人是大爷，债权人是孙子，早已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又一著名现象。

　　球霸权威超教练

　　中国职业联赛的低水平管理，导致球员的坏毛病养痈成患，积重难返。且一旦球员面临处罚，俱乐部首先想到的是让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球员的处罚更是带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个人意志性。在这样的环境中，息事宁人往往成了足球管理者的 最好选择。

　　而球员从默默无闻的小辈长成“星”后，脾气也随着名气暴涨。今年鲁能队的比赛，郑智多次因不满裁判判罚骂骂咧 咧，甚至要退出比赛，李玮峰则几次因口角手捏对方脖子，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规犯科却没有受到任何追加处罚。

　　最终，来自亚足联的封杀令才让酣睡中醒来的郑智开始愣怔。在国人不太牢靠的记忆中，亚足联曾先后多次对中国球 员痛下杀手。凑巧的是，被杀的都是国字号腕级球星。

　　一味姑息养奸，最终导致球霸的出现。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们只是讨薪的带头人。随着事态的发展，公众的态度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由同情和理解，到怀疑其动机及是否具备作为职业球员应该遵守的最基本职业道德。

　　从联合起来请病假，到集体罢赛，再到集体输球，卫冕冠军积分垫底。直到迟尚斌黯然下课，深圳队又奇迹般地重新 开始赢球。队员成为球队的实际老大，并最终成功弹劾教头，这不能不说是在特定体制纵容下出现的一大笑话。

　　当训练和比赛都能成为要挟他人的王牌时，识时务者充分认识到眼前利益的攫取更为重要。于是，非正常手段获取金 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不知何时开始，教练布置战术只能在比赛开始之前的片刻，球员的通讯工具赛前必须上交，甚至客场作战时，酒店地 址也成了保密工作的重要部分。虽说中国球员开始介入赌球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但韩日世界杯上就已经传出中国队惨败小组 赛与个别球员参与赌球有关的消息。

　　“默契球”的大行其道，加上俱乐部少发钱乃至不发钱，队员更有充足的理由拿赌球来补足差距。几年前太阳神队公 开处理参赌队员之事，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处理的几名球员几乎占据了该队的大半个主力阵容。

　　在中国联赛中到底有多少球员参与赌球，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某教练的话很能反映出中国联赛中赌风之盛： “过去是10个球员当中有9个不赌，现在恰恰相反。”

　　动辄几千万的投入换来的只有一场空；年复一年，累计的资本流失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职业俱乐部如同无底洞一般 ，有多少钱最终都难以填满。大环境普遍不景气的情形下，中超俱乐部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严重的“病疾”。有的内讧严重， 有的经营不善，有的外患成灾，有的丑闻不断，几乎没有一支球队可以静下心来将心思用到潜心研究技战术上来。

　　有人预言，中国足球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本危机的年代，如果再任由“赌球”在联赛中兴风作浪，那么中国足球人苦心 经营和摸索了十余载的职业联赛将遭到历史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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