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唱衰”我们的银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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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12:44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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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均为美国评级机构，国家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自由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努力用各种手段推行的美国价值观。” 撰稿／张 静(记者)
针对日前甚嚣尘上的“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警惕那些鼓噪‘贱卖论’的人”。 然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场信用研究所所长、中华资信评估联席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欧志伟博士却告诉《新民周刊》，在中国上市银行真实价值是否被低估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警惕那些掌控着“金融话语权”的国际评级机构。“通过长期压低中国银行的信用级别，以美国为主的国际评级机构为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打前站，使其将来以较小的成本获取不菲的利益。” 一批“垃圾股” 按照国际评级三巨头之一穆迪的定义，信用评级是对评级对象的特定债券或相关债务在其有效期内及时偿付的能力和意愿的评估。随着信用评级在金融交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信用评级的结果实际上已成为筹资者进入金融市场的入场券，否则筹资者就难以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或者必须以更高的代价才能筹到资金。 “信用评价已经成为决定有价证券定价的主要依据，例如债权的发行价格等于基准利率＋流动性溢价＋通货膨胀溢价＋信用差价。国有银行要在全球提高知名度，被投资者所认可，聘请国际评级机构已经成为首选。” 正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所言，“银行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标普作为国际著名的评级机构，国际投资者都会考虑它的意见。” 事实上，随着中国银行海外上市步伐的加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这些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信用评级机构正以更快的速度频频露脸。而急欲登上国际资本舞台的银行业也往往视这些评级机构为必不可少的敲门砖。 记者了解到，四大国有银行目前正急切地将原属于自己的评级机构市场化。这场集体冲动的最真实来源并非为内地评级机构“输血”，而是希望引进国际评级机构，从而令国际战略投资者安心，以铺平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之路。 今年4月，据曾见过建行上报方案的人士称，建行高达50亿人民币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大单，评级实际技术问题均由穆迪来解决，虽然该机构在目前尚不具有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 “但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上市银行的评级对发行定价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海外投资者‘低估’了中国上市银行的真实价值。”欧志伟认为。 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开始将上市目光投向海外。就在此时，标准普尔给中国12家银行打出了低于投资级的低分，其中等级最高的中国银行仅为BB＋级，低于投资等级2级。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各商业银行中被认为运营较好的一家，标普的评级定为BpiPublic information，低于投资等级3级。广东发展银行以CCCPi级居于最末。《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标普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引起舆论哗然。标准普尔驻香港的公司评级部门负责人约翰·拜莱(John Bailey)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是一个大的灰色区域，投资中国必须非常小心。” 虽然中国大陆银行已经变成了“垃圾股”，但海外言论还认为它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评级“实属万幸”。“国际评级机构往往对中国机构发布过高的评级，因为它们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外债水平以及政府对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支持。” 2004年2月，中行和建行分别获得了中国政府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虽然如此，国际评级机构特别是标普仍用静态的眼光看问题，对四大行的评级依然是在具有投资价值的BBB之下。 意识形态推手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易宪容坦言：“这些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银行总体素质并不高，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还相当大。” 但是欧志伟认为：“评级界有所谓的‘主权上限原则’。中国不是西方所称的‘市场经济国家’，受中国主权评级的制约，导致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评级一直都较低。” 由于长期在国际金融界“一言九鼎”，《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称，“(美信用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的公共服务机构，实质上几乎充当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但是在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美评级公司。而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法规中增加了一条新规定：“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将决定银行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多少。”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均为美国评级机构，国家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自由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努力用各种手段推行的美国价值观。”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举例称：“当年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被标准普尔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商ThyssenKrupp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又如，美评级机构通常每隔一段时间，就中国外币主权以及中资在港上市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震荡，由此导致恒生指数单日下跌曾达500点，类似一场‘股灾’。鉴于美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不得不与标准普尔签署合作协议，创立一系列以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为成分股的新指数系列。有专家认为，这是香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评级机构‘口下留情’。”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他国金融界风吹草动都能作出灵敏反应，唯独对本国有些迟钝。 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准普尔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的损失。1995年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评级机构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 2001年底，美国资本市场爆发了一连串知名、巨型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三大评级机构也备受质疑。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出来指责信用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安然公司造假始于1997年，而信用评级公司直到2001年底安然申请破产保护的前几天，才将安然公司的评级降低至“投资级别”以下。 合唱“双簧” “评级机构只能发表意见，不能进行投资。美国国会、SEC、国际证券机构组织等都对此有严格的监管，尚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评级机构‘直接操纵市场’的结论。但其一方面大唱中国国有银行的资质很差，问题很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海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我个人认为，国际评级机构也即美国评级机构与新闻媒体、学者配合，以贯彻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对非‘马首是瞻’的国家进行施压；与投资银行默契联手，合唱‘双簧’，在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同时，间接帮助投资银行谋取利益。”欧志伟谈到。“这些唱衰的说法为海外资本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压低价格提供佐证，增加筹码，方便国际投资以“救世主”的身份进入中国。”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主席方奕伦也在为中国银行业打抱不平：“应该考虑重新给中国银行业打分。一些国际机构给中国银行的评级过低，它们仍然带有一定偏见。” “国内学界与媒体特别是政府官员应淡化国家评级在国内的影响力，不能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以消除拟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对其的过度信任与依赖。”欧志伟谈到。 但是在海外上市，能不遵循人家的游戏规则吗？因此国内评论界纷纷呼吁：“国际评级界应有中国声音，首先应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减少国际评级在国内的影响力，涉及到金融安全的领域应保护起来；其次政府要相信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创造条件、培育市场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壮大。” 然而狭小而混乱的中国评级市场长期以来位卑言轻，在一系列虚假烂账前，资产评估公司又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难以建立起社会公信力。 这似乎是一个更令人感到尴尬而紧迫的课题。-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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