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策•业主维权：应建立社区沟通协调制度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李同报道 小区维权在2005年遭遇的法律困境究竟如何解决？除了法律外，业主还能否有其他的补充手段？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陈幽泓。

　　《国际先驱导报》问：今年的业主维权行动与往年相比，有什么特点？

　　陈幽泓答：根据我的观察，今年业主、开发商、物业、政府对于物业的认识都更加深入了，但是纠纷的程度也相应提高。

　　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情况？

　　答：因为解决物业纠纷的机制，包括法律、法规体系相对是比较脆弱的。尽管在《物权法》草案中，提到了公共配套设施等问题，但是它说“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作为法律术语来讲，这就比较空洞，因为这种集体财产应该由谁和谁约定，并没有说清楚，在法律中还是一个空白。

　　问：但是大家还是认为《物权法》会有很大帮助。

　　答：业主维权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到了2005年讨论越来越多。物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是私有财产应该如何共有，这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中非常含糊。

　　二是社区自治，中国传统缺乏民主自治，而自治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一些弊端，比如搭便车行为。那些出来为大家争取利益的人，他们能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业主委员会连诉讼主体资格都没有，那法律如何保护其合法权利，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问：那目前国外有没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答：发达国家在管理共有财产、社区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法律制度。社区其实是民主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这就是我们期望形成的公民社会。所以这是社会总体的发展，并不能期望物业能够单独解决。

　　问：我国政府在此领域态度如何？

　　答：政府应该说是相当重视的，2002年的《物业管理条例》虽然不够完善，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是这一领域的最高法规。我们需要更高层次的法律，所以在《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但是这一任务太重，很多概念在法学家那里仍然分歧很大，更何况民众呢？这部法律明年也未必能够出台。

　　问：您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加速其发展？在法律层面的空白期，我们还有哪些补充机制来解决业主维权纠纷的问题？

　　答：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现在有一些试点，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刚刚建立了社区沟通协调制度，这种机制应该越来越多才好。事实上，美国尽管法律比较完善，仍然有大部分纠纷是通过庭外和解来化解的，如果大家都要诉诸法律，成本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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