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贪财色落得坦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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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7日10:17 南方人物周刊 | |||||||||
张保庆 去年8月29日下午,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那场45分钟的即席发言,使得贫民部长张保庆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张副部长之所以“出名”,固然是因为毫不客气地公开点名批评助学不力的八个省市,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教育多年来的积弊与沉疴,以及饱受其苦的社会公众那越来越吝啬的、已经无法再“施舍”给教育界的忍耐力。 但是,也就在张副部长“敢言”动天下之后不久,去年10月28日,传出其退出副部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位浸淫中国教育界17年之久的主管官员,在离职之后,有何感言?这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被业内人士称为“屡有真性情流露”的部级高官,退休之后,还能够回归平民生活吗? 1月6日,张保庆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本刊记者 刘天时 陈磊 发自北京 新年1月6日上午的阳光暖洋洋的。张保庆的办公室亮堂堂的,张保庆坐在米白色的沙发上笑咪咪的。 听张保庆讲他自己、讲为官之道、讲教育,你会心有慨叹,慨叹里有宽慰、宽慰里有忧虑。而在慨叹、宽慰和忧虑之上,你会愿意承认,感到了珍稀的明亮和朴素的暖意。而且藉着这明亮和暖意,你也会有些一厢情愿的乐观:“教育”、“官场”、“中国”、“未来”,它们都会好的,都会更好的,它们正在“好”的路上——如果朴实的德行归位,如果正常的理智坚守,如果基本的政令通达……如果有更多张保庆这样的……“好人”。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张保庆,这位前辈,这位“官儿”,他是一个好人。他的好,是在做人做事基本原则上有所坚持的好;他的好,本来并不该出人意料——他的好,是“正常”的好,是“稀罕的正常”的好。 还是先打量一下这个“好人”的扮相。在有关这位副部级干部的品行的传说里,“土”——“清廉”、“实在”、“亲切”——是重要一项。他确实穿布鞋,确实穿茄克衫而不是西装,确实是平头。但这不正常吗?如果“官儿们”给百姓的一贯印象是不分场合的锃亮、风光、洋洋得意,那张保庆就不正常;这稀奇吗?如果我们的一般的身边的60岁上下的邻里,哪个都不是这样“没有身份感”,那张保庆就稀奇。 再说“敢言”。在过去一年里让张保庆以“敢言部长”闻名的一个“事件”是:他点名批评八省份助学贷款落实不力。对于当时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击节叫好“出位”,张保庆今日的“澄清”又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冒多大风险。批评个别地区工作没做好,这早就向国务院汇报过的了,点名也是事先教育部领导们集体讨论决定的,只是时间上提前了。 张保庆对自己“敢言”的解构,我们相信可能有谦虚低调的因素;但我们同时确实注意到了与“敢言”起码是并列的,他的审慎。他并不是一个在嘴皮上多“冲”的人,也不是一个“不分场合什么都敢讲”的人。 比如,当我们问及他是否与官场“潜规则”有过正面冲突,他“哈哈哈”地笑过去了;比如,他说到早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官这么难做——如果让上面满意就不能让下面满意,如果让下面满意就不能让上面满意——怎么就不能同时让上面下面一起满意?“所以”,很多官最后就只钻研“如何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了”。张保庆自然地说出这些苦恼,但当我们追问他本人和上级的关系“处理得怎样”的时候,他说——还是不要我说了,说了也不能写。对,他还是没忘在一些时候“提醒”我们,这个那个不能写。 那么张保庆到底讲了哪个意义上的“大胆的话”?“我和其他同志也不是观念上不同,也不是有些同志看不出问题,实际上他也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但问题是不敢说、不敢去讲,讨论时不敢明确表示自己意见……现在,这一套很厉害。但我认准的事情,不管(其他同志)谁持什么态度,在哪个领导面前,我都要讲。” 这个“敢讲”,是不得不讲其所必须讲的,基本的认真。 还有“朴素”、“不讲排场”。关于这个,也有过“张部长到下面视察工作不一样的作风”的报导,但张保庆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上纲上线。他说,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事情。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民一年的收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怎么行?“我对这个是很厌恶。” “我下去不讲排场。当然,当场拒绝,人家会不高兴,我都提前交代清楚。时间一长,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了。如果万一有哪个场合安排了,我就挖苦他们两句,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干了。” 这是拒绝低级庸俗的朴素,朴素的廉耻。 还有,“贫寒出身”、“亲民”、“爱动感情”、“有人情味”。张保庆主管大学生助学贷款工作,救济贫寒子弟,情急心切,常溢于言表。他曾对媒体回忆过多年前亦是贫寒少年的自己如何为省路费步行80里往返学校与家之间;他还曾在报刊上写文章纪念故去的中学老师;他还曾为反映乡村代课教师的纪录片流泪;…… 他还很恋家。他有很不错的家庭。他说,几十年来他和爱人同甘苦共命运,女儿女婿也好,一家人感情和睦,在为人处世原则上,不添乱,一致支持他;他少应酬,少走动,下班回家,读书、写字,一条心爱的上了年纪的小狗不离左右;他还爱好古诗词、爱好书法、构思了三篇小说…… 这些,当然都很不错,都是好的。一个人在工作上用心动情,在生活上恬淡自得,当然是好的,自然本色的情意、自然本色的好。 …… 基本的认真、朴素的廉耻、自然的有情,张保庆就是因此“出格”的。这个出格的背后,我们还听来一个并不复杂并不高深的动力机制——不忘家训。 张保庆说他记得很清楚,多年前,他要离家出来念书,父亲和他从村里出发一路步行到县城公共汽车站——“为了省5角钱的车费”——一路沉默。到了车站,父亲解下背上的行李,递给张保庆,说,你也长大了,我也没什么话要讲,但记住,不要贪财好色。 “我父亲是农民,从来不爱讲话。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吃了一惊。” 不贪财色。因为记得这四个字,张保庆说,如今的他,落得个坦然、落得个安然。 坦然!安然!在与这位副部级“高官”交谈的这个明亮温暖的上午,你会以为这四个字不该虚妄,这四个字不该遥远。 最后,当我们结束拖延过午饭时间的采访,准备离开,张保庆一边告别一边接过秘书送进来的盒饭。我们抑制住了自己作为老百姓的惊讶——是的,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一点,相信我们的领导们也是吃盒饭的!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再大惊小怪。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张保庆本人对“吃盒饭”没有大惊小怪,他有平常心。 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有平常心,可以以我们的平常心对原张副部长的平常心,我们可以不必对“正常”大惊小怪。 问题是,“正常”怎么就变成了“稀罕的正常”,甚至是“不正常”,而“不正常”又怎么就变成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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