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13亿人重新集合起来，向科学技术发起新的进军。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使命，而可能是对我们文明记忆的一场复苏。正如罗伯特·坦普尔在评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所说，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都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
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
如此看来，我们是早已有着创新历练的民族，而拾起这样的自信，或许正是重新上路的基础。下面这一段，亦出自西方人之口:事实上，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中世纪的骑士就不可能身披闪闪盔甲，救出那些处于绝境中的少女，欧洲也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把他们打下马去，因此就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就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活字并不是约翰·古登堡发明的，那是中国的发明;人体血液循环不是威廉·哈维发现的，那也是中国的发现。“第一运动定律”也不是伊萨克·牛顿首次发现的，而是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的。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实的真相呢?为什么反倒是西方人最后成为了现代科技革命的领导者呢?坦普尔说得尖锐: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他们的发明和发现。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
这的确是中国百年来最大的苦涩之一，也是今天我们重新出发、面临的最大思维障碍之一，因为要做成一件事情，首先必然要唤醒一种精神。但直到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曾想过，发明和发现曾令祖先们多么的激情澎湃，因此，我们自己又怎么能热血沸腾呢?于是，代表了科技奇迹的互联网，反倒把创造者遗忘了，在轰轰烈烈的博客运动中，我们看不到几个科学家的名字，商业网站压根没准备把他们邀请为精英;于是，一些科学家自己也忘记了本原，方舟子说，中国学术造假现象不仅数量多，而且花样也多，部分中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不少公众也失忆了，以至于一家小小的民办医院，仅凭几句广告词，就可以让那么多的人相信世界上真有一种神迹，“对所有男女不孕不育症患者都能进行精确诊断和有效治疗”，而影星歌星、电视也竞相为其推波助澜。这仅是医院不义吗?不，是民众科学素养不足!于是，一些自诩为灵魂工程师的知识分子也昏噩了，以致作家中杰英愤言，目前文学家这个群体，“多数人的科学素养确实比较差。文学疏远甚至糟蹋科学!”事实上，当一些最令人震惊、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发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一些最强调终极关怀的主流文学家们都销声匿迹了。从载人航天到基因工程，从纳米技术到能源革命，从量子物理到大脑认知，从相对论到自组织现象，在这些深刻重塑人类面貌的领域，却是文学家的缺席。我们还能奢望读到21世纪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之一便是人文与科学的分离，它使我们的社会中原本鼎沸着的科学文化和创新意识的原汤，或会悄然冷却下去。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这个民族本有的。我们宁愿相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失忆。创新的基因毕竟还在，找回中国失去的荣光，实际上，就是争回发明和发现的权利。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重新开始向科学进军，并在80和9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到21世纪初，特别是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又正式吹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角。科学的春天又一次到来，要在我们的记忆的老树上催生新枝。国家科技大奖给了两位老人。他们都很老了，既让人伤怀，也使人感奋。电视主持人问，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做科学?是因为兴趣还是别的什么?他们说，当然首先是对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责任。他们都是上个世纪早些时候从海外回来的，基本想法就是不服气，“如果那时中国比美国差不多，就不回来了。”凭着这股不服气之刚烈，凭着这种“争”的勇猛，落后的中国，才做出了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正如在长津湖，志愿军创造了打败美军的奇迹。什么是创新精神?这就是创新精神。其核心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让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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