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学术界人士本来就承担着扭转社会风气的责任，这个责任在社会的分工中，应该由教育界、学术界独立地完成。
-朱宗震
有一位杂志编辑告诉我，目前的学术刊物，没有几家是可读的。有一次我了解到某
学报上有一篇文章，与我的研究相关。几经周折，找到这一期的学报，拿来一看，题目很好，但内容空洞无物，确实不值一读。有一位名家，写文章像爆米花一样高产，居然有那么多的杂志愿意刊登他的作品。最近，我拜读某名家“十年磨一剑”的学术专著，序言中是大言云云，可是，细读全书，发现竟然连多处重复的内容都懒得删除，逻辑混乱之处，更懒得去理顺了。有一位学科领袖，至今写文章还是大字报式的三段式逻辑，根本就不是在做学问，还以学术、议政双肩挑自鸣得意。
香港有人断言，内地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我们的经济学家竟无言以对。某经济学院院长也认为，目前大学放羊式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经济学人才。可是，我们的记者却还在询问刘国光先生与吴敬琏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管理当局追求的是短平快的成果，项目设计和课题计划也不鼓励长期的研究工作，甚至连阶段性课题研究的设计都很难通过。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结项期限短促，我自己的研究项目，也不得不放松质量要求。整个学术界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效益，甚至直接就是为了先把钱挣到再说。
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国探亲，他觉得，许多人收入很好，有很好的项目在手，但仍然心浮气燥，对生活不满意、不踏实，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满足于应付眼前事务，事业精神和创新的欲望很淡薄。他认为，同样是一个中国人，到了美国，他就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都能尽心尽职地工作和奋斗。我们的学术体制，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成天想着获得诺贝尔奖，其实得不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好好反省：我们现在有没有创新精神？我们对鼓励创新精神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如果措施到位了，获得诺贝尔奖就是自然的事，而且，应该超越诺贝尔奖的境界。因为诺奖的项目是有限的，而中国社会的创造领域则要宽泛得多多。如果我们的措施不到位，即使在个别项目上有突破，侥幸获得了诺贝尔奖，可典型事例和成就并不能弥补普遍缺乏创新精神而造成的社会后果。
当然，心浮气躁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学术界的问题。浮夸风和政绩工程也至今未能禁绝。非法征地对农民的剥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有一次在火车上聊天，有人谈起巴金主张筹建文革博物馆，我突然想起，其实文革博物馆还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博物馆。因为大跃进的浮夸带给人民的痛苦，要超过文革。或许巴老在文革中深感痛苦，但文革式的运动，特别是对国家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冲击，并不容易再次出现。大跃进式的浮夸和政绩工程，则到现在也没有杜绝。即使没有深入调查，我们所到之处，到处可以看到大广场，中国人多地少，要那么多大广场真不知道干什么用？
当然，在现有的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下，学术界、教育界的主管部门对目前的学术风气应负有责任。但是，这不是学者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的借口。教育界、学术界人士本来就承担着扭转社会风气的责任，这个责任在社会的分工中，应该由教育界、学术界独立地完成。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以士或知识分子的身份，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民学会会章说：“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在中国的传统中，特立独行本来就是士应有的操守。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孝若回忆他的父亲张謇说：“(张謇)认定读书人的责任，决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要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颜先生语)的一种气概。”张謇虽然是一位状元，但他在地方上经营的事业，并没有行政权力的凭借，他就是凭着一股特立独行的精神，为国家现代化开辟道路。所以说，社会中坚的堕落，是社会崩溃的根本原因。尽管现代社会国民都应以独立的人格对国家社会尽责，但教育界、学术界的精英，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每个人都应该对目前的社会风气负责。
说到底，现在社会的浮躁风气，其实是十年文革摧残教育和摧残知识分子发酵的结果。我们希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一代人才，能够有宽广的胸怀，承担起扭转社会风气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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