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2005年12月8日，在首届全面小康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针对记者提出的“贱卖国有商业银行”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没有看出能说明贱卖的理由”。
这一场争论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的上市举动。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筹集到92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建设银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仅为账面价格的1.2倍，但此后建设银行股价不断攀升，目前建设银行在海外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为账面价格的2.7倍。这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股票交易机构可以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翻一番。
从结果来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不合算的买卖。正因为如此，国内学术界和普通老百姓发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声音，认为应当有人对此承担责任。吴敬琏先生披露这样一个细节，曾经有中国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汇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指着批评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人说，你们是造成银行资产质量打水漂的罪魁祸首，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这样的话。
很显然，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之所以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出现如此多的批评声音，是因为我国改革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中国20多年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权的改革。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由于权力的下放，少数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公司决定着商业银行的命运。无论是改革的路径选择，还是合作伙伴的选择，都由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暗箱操作。虽然在公司内部存在着决策的程序规范，但是考虑到，他们控制的是全中国人民的金融资产，所以，无论他们内部决策如何民主，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众的顾虑。
道理很简单，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卖出一个好价钱，老百姓认为理所应当；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投资失败，或者选择合作伙伴不当，老百姓自然有理由斥责他们。即使在民主国家，跨国公司的决策者同样会面对这样的窘境。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跨国公司的股东再多，仍然达不到10多亿人口。而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从理论上来说拥有10多亿投资者。这就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决策者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国内的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而普通民众关心的则是，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擅自做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低价贱卖。普通老百姓质疑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程序的合法性，而经济学家则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应该对外出售股权的问题上。这种对问题认识上的错位，决定了经济学家的解答不可能令普通老百姓满意。要想真正消除普通民众的顾虑，必须满足他们的知情权，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让他们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当中。至少在目前，处理涉及到数百亿国有资产的决策问题，必须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允许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内部操作，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转卖给外国投资者，那么，谁能保证这样的交易不会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呢?
重温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倍感亲切。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尽快跟上，那么，问题将会越来越多。不论国有资产对外交易出现怎样的结果，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情绪化的背后，是普通老百姓被边缘化的愤怒和无奈。-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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