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长》：黄金大案的英雄情结

　　□王依欣 海容

　　距西方市五里地的西北角有座小山峰，叫英雄峰。其实这小山峰七十年前有峰无名，后来发生了一场血难，因为有很多人在血难中的壮举，英雄峰就在这个落荒的西部小城慢慢叫开了。

　　这一年，小城发生了一起惊动上下的黄金大案，案情是人们在向大山寻求新的生存希望时，在伸手向大山残酷地索要财富时发生的——四十多人被埋进了雪里。此案经媒体一炒作，上面就有了意见，必须清查。于是小城就很正规地成立一个专案组，派一名刚从部队回来的中年上校带队调查黄金大案。好在这个上校刚到地方，什么也不知道，他很尽职尽责地当起专案组长来。当他越查越深时，小城的头头脑脑们就有些想法了，便派中年上校离开专案组去外地考察企业。黄金大案的调查也就出现了另一个走向。专案组抓住了黄金公司的经理，并将黄金公司的经理送上了法庭，可是恰恰这个经理又不服判决，并举出自己无罪的证据来，小城哗然。中年上校心里憋得慌，于是就领着两个孩子来到了英雄峰，来看那些长眠于这里的英雄们，这种感觉自然是很压抑的。那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就有点纳闷，到烈士陵园来，肃穆地站在烈士墓前，又不是清明节……于是女孩就问：“爸爸，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这里埋的到底是什么人？”

　　中年人默默地看着女孩黑亮黑亮的眼睛：“这是烈士陵园，这里埋的当然是人民英雄啦！”

　　男孩就问：“叔叔，英雄为什么要加人民啊？”

　　“人民英雄，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如果没有为大伙做事这一点，他也就成不了英雄了。英雄是永远活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爸爸，你说现在还有英雄吗？”

　　“是，叔叔，现在还有英雄吗？老师说，我们现在是无英雄崇拜的时代，对吗？”

　　中年人默默地看着两双渴求回答的黑眼睛，无奈地收回了目光……

　　作者为真诚而歌

　　海容的创作冲动主要来源于老一辈革命家那种对理想和信念执著追求的感染，还有对继承他们开创事业的诚惶诚恐。主人公——专案组长经历过新时期的卫国战争，他从死亡的战友身上明白了什么叫祖国和祖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界碑，他才能勇敢地举起剑戟，向一切要毁坏她的敌人宣战，向一切腐败分子拼杀。

　　《专案组长》改编成电视剧本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刘海路老师提了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剧本中的男主角雪山不能是孤胆英雄，要有群体的展示。也就是说，红花要有绿叶配。小说的复审编辑王琰女士也有同样的感觉。这其实是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有点大锅饭的味道。三中全会后，我们民族的历史观已经逐步在发生变化，只是人们不说罢了。而实际生活中，英雄也确实是孤独的、寂寞的。原因是很多人是做不了英雄的。因为英雄人格除外在的坚挺外，还需要心灵真诚的护卫，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尤其是在社会转制的今天，所有价值都成了平面化和欲望化，功利成了人们评判是非的惟一标准，所有原则也都变成了一种说法，真诚除了心灵的理由外，还能拥有什么？所以要坚持这小的不能再小的心灵“理由”就更难了。这也算创作《专案组长》的一个目的吧。

　　反腐败是人文理性的胜利

　　《专案组长》就艺术而言主要突出人格化的品质，依赖法制，但不想过分地信赖和依赖形式上的法制，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最终是为完成人物而设置的。其实就社会学来说，任何秩序的发育和完善都需要一定社会人格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真诚可言，那么再好的法律条文也等于是白条一个。古人讲：“养心莫善于诚。”“信，国之宝也。”

　　去年秋天，海容在清华园买了本林语堂先生著的《苏东坡传》和梁启超先生著的《王安石传》，回来后一口气读完，释卷之余，著者和被著者的心历历程一直萦绕胸怀。苏、王那亮丽的精神世界是那么的崇高和不可企及。他们用心灵的真诚筑就了我们民族人格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也是成就他们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文豪的最根本之处。闲来读史，看到明太祖朱元璋亲手把自己腐败的侄子朱正文和女婿欧阳伦砍了的时候，很是为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折服。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同心治国安民，大臣们坐牛车穿布衣，就连户部尚书这样的大官死时连个停尸的正房都没有，官至太子太傅的魏征更是衣布衣，居陋室，家徒四壁。但就是这些人把大唐帝国推上极盛，并赢得了贞观之世“官吏多自清谨”的万古美誉。

　　有些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的真诚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心灵的真诚没有外在利益的制约和类似西方基督文化观念禁锢的约束，要做到那点“理由”，除了个人“慎独”之外，别无他路，也就是说是非常之难的。雪山的形象完成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的考虑。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和法学教授苏姗·罗斯·艾克曼女士是第一个用量化分析腐败问题的专家。她的高明之处是把腐败假设成了一个市场，她认为只要公益事业存在，利已行为和公共准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永远存在。“设租”、“寻租”和“求租”的地下交易就会永无止境，腐败只能控制而不能根治。反腐败除了体制和机制上的改革，她的确是一批最诚挚的人的事业。当一筐苹果大部分有了黑疤，当有黑疤的果子是来自自家树上的时候，此时挑果子人内在的真诚就非常重要。《专案组长》最终把自己的亲人送上了道德的法庭，这是人文理性的胜利，是一种崇高的胜利，也是时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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