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对中国城市管理中的“高门槛”怪圈现象进行了剖析：许多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政府部门在打造“现代城市”等理由下，把一些行业管理标准抬得非常高，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使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万跨不过门槛的“非法经营者”。城市行业管理由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某一行业市场混乱—政府抬高准入门槛—许多人转入地下—整体市场更加混乱。“高门槛”催生出城市大量地下经济，城市管理成本抬高，利益冲突激化，寻租空间增加。
文章的基本判断如此：设立“高门槛”是许多政府部门图管理方便而采取的治理手段，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但事与愿违，这样的目标在实际中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催生出大量的“不合法生存”人群与地下经济——笔者不认同这样的判断，而是认为：城市管理设立“高门槛”并没有什么好的出发点，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地下经济，让更多人成为“非法经营者”，这样才能实现权力对经济的控制。
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下的体制下，地下经济虽然有害城市经济发展，有损公共利益，但却是大大有益于掌权者的，地下经济规模越大，掌权者的利益也就越丰厚。地下经济是指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经济，在合法的经济身上，权力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合法意味着对法律的依赖，权益有法律的护佑，只有法律之外的地下经济才会依赖权力，看权力的脸色过日子——权力是依赖的函数，你对我有依赖，我才会对你有权力，一些政府部门设立高门槛的目的，正在于以高门槛把许多人赶入地下，养成他们对权力的依赖，从而从依赖中获得权力租金。
“门槛治国”的城市管理政策继承了老祖宗用权的法、术、势，以“高门槛”绕过法律对权力约束，占领本属于法律的辖地，把许多人逼成“非法经营者”，从而实施控制。在法律的辖地上收人钱财是腐败，而“高门槛”下收人钱财，就是名正言顺的罚款——设置高门槛，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法治的一种僭越。政府本应该养成社会对法律的依赖，但权力的自利，使政府部门更倾向于让社会依赖权力。
“门槛治国”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体制缺乏一种制度性力量使权力利益与公共利益重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