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而政府主导不能被理解为政府全能，政府大包大揽。公民社会、企业等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主体。国家与公民社会有分有合、互相促进，生动展开了二者之间的辩证法。
诚如黑格尔所指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分是一项现代性成就。但在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公民社会理论范式是:主张“公民社会反对国家”，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零和(zero－sum)博弈”关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的公民社会理论，在公民社会与国家这种关系问题上最普遍的理解就是这种“零和博弈”范式，特别是对苏东剧变，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是公民社会对于国家的胜利。但1989年以后多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尤其是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国家力量的衰减并不必然导致或帮助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关系，不是此长彼消的正负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公民社会概念引进到我国的时候，就已有学者对“公民社会反对国家”的解释范式提出批评。甘阳提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型塑”的关系。邓正来和景跃进则明确主张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这也可以从“civilsociety”一词的翻译中看出，以前我们将它译作“市民社会”，在今天，我们较多地强调它作为“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公共领域”、“法治社会”的各个维度。即使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孟德斯鸠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另一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孟德斯鸠关注公民的平等与自由，但他更关注在政治社会中如何实现公民的自由。因而他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构成相符合的，它取决于一个良好法制的国家。
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支持并深化了上述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新认识。绝大多数社会资本论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坚定地驳斥了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的观点，失去控制的社会与国家干预过度一样会导致发展的失败，简单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子都解释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以及公民社会的繁荣。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美国学者武考克对包括国家—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他把社会资本分成四个层次、维度:把镶嵌(如社群内的关系)称为整合，把自主(如社群外的关系)称为链合；而把宏观层次上的镶嵌称为协作，把自主(如制度的统一、权限与能力)称为组织整合。进而，武考克排列了社会资本的这四种变量的不同结合可能出现的16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困境”，其两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和“仁慈的自主”。在他看来，“自下而上”的发展可能出现的困境是: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表现为社会出现整合但是没有链合(如转型中的俄罗斯、南亚、意大利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道德的个人主义表现为社会既缺少整合又缺少链合(如乌干达的部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有较多自由和机会，但是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社会出现有链合却没有整合的状态(如最近的中东欧地区、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社群)；等等。而“自上而下”的发展则可能出现如下困境:崩溃的国家既没有组织整合也没有协作(如索马里)；无赖、掠夺性的国家拥有一个低层次的组织整合，但是协作程度很小；弱小的国家拥有高组织整合与团结，但是协作性低(如印度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等等。武考克从中得出结论:“关注支持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有效互补与合作的条件，或更广泛地说，关注公共和私人部门，将有助于我们在僵硬的社会主义模式、孤立主义的社群主义方法，以及简单化的‘自由市场’的教义之间确立理论发展的途径。”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概念凸显了政府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在内部的整合以及在外部的互补和协作。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正和(positive－sum)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都构成了国家的存在理由。离开了国家，离开了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某些规则和程序，“公民社会”不可能成为“文明社会”，当然更谈不上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了。培育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对市场和社会秩序的主导密不可分。
在今天，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对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国家与公民社会、国际组织之间的互补与协作尤其重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单独抽象出单个公民社会或者在此意义上的政府和市场，“对于筛选出有社会首创精神的变量来构成充满生机的民主没有太大的帮助”。社会首创精神依赖于一个由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构成的环境；在其中，组织的逻辑常常与法律强制、权威性决策及其执行、政治控制、经济目的以及对团体目标和个人目标的自愿追求结合在一起。
作者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