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副省长的退休生活：回农村帮助发展经济

在官场上陈苏厚骂人颇为有名，但在松梅村，陈苏厚从不对乡镇干部们指手画脚　姜恩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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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大约有1540多位退休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他们大都生活在大城市的休养所里，或者继续担任各种名目繁多的顾问。像陈苏厚这样的可谓少见。

　　陈苏厚不笑的时候眼神会格外冷峻。

　　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这个黑黑的、爱笑的、喜欢拎一个装水瓶的布袋在村里溜达的“

老头”，除了穿着稍整洁外，看起来和周围的农民没什么不同。

　　只有两点显出他的特别：一是谈话时他会不经意地使用判断或命令性句式，并习惯用手来加强力度；另一个则是别人对他的称呼——村民们见到他，会远远地叫一声“老省长”。

　　这也是省、县一些官员对“老头”的称呼：69岁的陈苏厚曾在海南当了7年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后任省人大副主任，前后做了13年副省级干部，退休时海南建省已有15年。

　　这个在众人眼里“口碑很好，影响力很大”的“老省长”在2003年退休，随后携妻回农村老家归隐，做了“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并用自己的方式实验了一个高官特别的退休之路。

　　显然，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一个省级高官为何退休回乡“务农”？村民如何看待这位新来的“省长‘农民’”？三年来他和他的“老省长模式”给家乡带来了什么？

　　退休高官的力量

　　这位“老省长”一开始就展示了他传说中的直率脾气。

　　“我当农民？你以为农民是那么好当的？我给菜园浇浇水就是当农民了？”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这个被众人形容为“喜欢直来直去”的老人似乎并不顾及记者的面子，连他周围的村民都开始面面相觑。

　　“我回来为农民办点事是真的，当农民是假的。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当农民？你们老说我当农民我难受啊，要逼我上梁山当农民。”话音刚落，这个之前还一脸严厉的老人便突然笑起来。旁边的人也松一口气，跟着一起笑。

　　这是2006年1月的海南临高南宝镇，一个叫松梅的小村子，陈苏厚坐在自己小院的凉亭里，凉亭旁边是个内院，一横一竖两栋老屋。天上正飘着小雨，老人习惯性地掀了掀自己白色的旧遮阳帽———因为刚从修路的工地上“指导”回来，他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鞋上也沾着泥。

　　此前的2003年1月，刚刚退休的陈苏厚带着老伴回到松梅老宅，村里拨给他们三分地，这个时年66岁的退休高官重新做回了“农民”。

　　在众人的惊愕中，一场“实验”也就此开始。

　　这位退休的“老省长”似乎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于2005年3月份写的一份名为《为家乡办点实事》的材料中说，自己在位时，“适当支持家乡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年老逊位后常住农村，利用自身优势，协调各方关系，尽我所能。”

　　一些数据可以提供注脚：在扶贫部门支持下，陈苏厚为其所在的南宝镇“多方筹集资金1083万元，修建桥梁22座，公路177公里”：“全镇投入1500万元修复报废小水库一宗，回归水三条”；另外修建了南宝卫生院和6所小学的教学楼。南宝是全县的贫困镇，镇党委书记王儒说，这些项目“上面的资金占大头”。

　　不仅仅是南宝，在其辖下的松梅村，“老省长”的“影响”更比比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为了帮村里修路，陈苏厚“通过自己的老关系找路子，向县政府要一点，镇政府筹一点，公司老板支持一点，农民自己再出一点”。记者在村头看到一个新修的水塔，当地人说，这是世界银行援助项目。

　　一切都在显示着“老省长”的力量。根据松梅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内的照片记录，在陈苏厚退休回乡的2003年一年，就先后有两位海南省委副书记、一位省人大副主任、一位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海口市市长等多位官员到松梅村考察参观。

　　活动中心的一个宣传栏上说，“南宝地区百姓的贫困牵动了各级领导的心”。随后的文字中提到从海南省委副书记到十余位厅长在内的众多官员曾亲临调查，“并把松梅村作为省委、县委领导同志联系点，为农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

　　事实上，陈苏厚并不讳言自己的身份给家乡带来的益处，他在整理的材料中列举了为家乡办的10件实事。“作为老省长，给点情面帮助家乡搞搞建设，这个是应该的。”陈苏厚说，“过去我要是搞的话，那是利用职权，不能搞。现在老领导老关系能帮忙，这个帮忙不是为自己。”

　　这个退休高官直言不讳，“当过领导的人都会有一点面子。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去卖这个面子？他们卖情面是为了走后门，我卖情面是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他说，“我都快70了，我讲的都是真心话。”

　　香蕉和厕所

　　除了这些浩大的项目，“老省长”还能让松梅改变什么？

　　63岁的松梅村农民符其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站在村里新修的柏油路上，指着旁边呼啸而过的卡车说，过去这是泥路，一下雨都不能穿鞋走。

　　符其章正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自己的新家——新家是一个两层小楼，花了12万，他去年还新买了手机。“都是这两年种香蕉挣的钱”，之前符其章种水稻和番薯，一年2000多块。

　　在松梅，符其章只是三年来“暴富”的村民之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陈苏厚。

　　“没有他(陈苏厚)哪能这样。”68岁的农民符振华说。他的儿子符精良种香蕉一年赚了6万块，是之前收入的20倍。不过符精良并不清楚外面的公司什么时候来收蕉，都是“香蕉合作社的几个人搞”，“我们自己也联系，但如果公司来少了阿公(陈苏厚)会帮忙联系老板”。

　　符精良提到的“香蕉合作社”，成立于“老省长”返乡之后，但在陈苏厚最初发出号召时，几乎无人响应———此前曾有村民尝试过种香蕉，但损失不小。

　　“老省长”当然不能就此“失败”，他拿出过去主管农业时“典型”号召的经验，最终说服7户农民入社。随后的发展有点“包办”的味道：陈苏厚跑去让信用社提供贷款，信用社主任陈凤章很犹豫，“怕还不了”，“老省长”拿自己的信誉做担保，贷款随后谈妥；村民不懂技术，陈苏厚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挨个指导；收获之后，又是陈苏厚联系厂家销售了第一批香蕉。

　　一年后，还清贷款，7户人净赚32万。这显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村支书林茂清一天时间收了一万多块，老婆晚上守着钱睡不着，“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合作社迅速扩大到79户，随后是100多户，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村里提供的数据说，79户人当年进账300多万，很多人的收入是之前的10多倍。

　　村民的“暴富”开始迅速显示作用，一个颇具特色的景象是：在松梅，低矮、破旧、刷着“农业学大寨”口号的老屋，与装着宽大窗户和防盗门的新房，共处杂陈，很少中间状态。

　　“香蕉工程”让“老省长”的威望在村里愈发高涨，但以其如此崇高之声威，却在推行“厕所工程”时，遇到了村民们或明或暗的抵触。

　　在陈苏厚回乡之前，松梅村没有厕所，至于人要“方便”都去坡上，俗称“蹲山”。

　　决心改变的“老省长”显然不能容忍这一陋习，但村民并不买账：自古的传统让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修厕所，习惯随地方便的村民甚至坚持认为“厕所盖在家旁边会臭”。

　　陈苏厚承认有人抵触，但他仍倔强地推进这一改变习俗的工程。除了利用自己的威望，他也让村里制定政策，给第一批盖厕所的农户发补贴：“老省长”同时发动了镇村两级干部分户“承包”说服，“不能所有的事我都来做，还要依靠广大的基层干部。”陈苏厚说。

　　最后的结果是，在松梅村到处都能看到一个旧屋旁有一个崭新的厕所，厕所是水泥结构，手动冲水，全村无一户例外。

　　双管齐下推行的“厕所工程”只是陈苏厚主导的“城市化”改造中的一部分：村里还新修了绕村的“一环路”和“二环路”，公路沿线都有路灯；所有农户都修了统一的矮围墙；镇上建了垃圾站，每天早晨到松梅村统一清运；记者采访时满村都在挖沟，村民说，要换新的自来水管；陈苏厚还提议新办了私人幼儿园。

　　一切都在迅速向城市靠拢：虽然很少村民会打排球，但松梅村委会的大院内有灯光球场。“连手扶贫单位”投资150万元，帮助村里建了乡村文化活动中心，中心的二楼被设计为村民晚上用来开茶话会的地方——当然，一些老农并不清楚茶话会的意思。中心有电脑十台，阅览室则摆放着诸多2003年的杂志。颇有意味的是，松梅还建了一个“乡村公园”，亭台水榭，草坪中有健身设施，投资不小。

　　事实上，做了一辈子农村工作的陈苏厚似乎有更大的“想法”，他只跟海南省原人大秘书长毛平提过一次，“他说我先抓好我这个村，有条件了就抓我这个镇，将来如果县里需要也可以。抓点带面，看看能不能趟出一条路子来。”

　　不过村民符精良并不常去乡村公园，这个青年农民种了20亩香蕉，“有时间就要去蕉地干活”，他也不会用电脑，但是承认早晚要学。对符精良来说，最现实的目标是明年盖新房子。

　　“性情”但有“分寸”

　　陈苏厚显然很喜欢自己强力推动下带给松梅村的变化，说到高兴处，他会拉着你挨户看新弄的厕所和水泥地院子。

　　这个69岁的老人走路快得让陪同的人几乎要小跑，他能一口气上上下下看完乡村公园和文化活动中心，然后挥手去香蕉基地，“我当导游。”

　　在家人眼里，陈苏厚“霸气但不霸道”，“家里有个传统，就是我爸定的事我们都不能反对，从小到大都这样。”陈的小儿子陈健阳说，“(回乡)我母亲也没说什么，她已经习惯了。”

　　陈健阳和哥哥陈健春先后从政，分别是省考试局副局长和陵水县委书记，女婿也是一位副厅级干部，称得上是“仕宦之家”，但“姐姐在企业，爸爸说女孩子不用当官”。“我们家男人不管钱，同时男孩子不干家务，这也是传统观念。”

　　陈苏厚很注重“名声”，陈健阳第一次参加高考时落榜，但庆幸的是时为临高县委书记的父亲并未因这个“丢脸”的事而责备他，这让已经43岁的陈健阳现在想起仍感慨不已，视为“温情”之一。

　　在他以前的秘书和下属看来，陈苏厚是一个“实干”和“认真”的人。当副省长的时候“每年至少下乡70天”，因为跟农民熟，“经常有农民用编织袋背着花生之类的来感谢”。

　　另一个细节是，1997年陈去莲花山检查毁林事件，当地领导推托没路，陈硬是步行4个小时上山，一路小雨，回来时鞋都破了，身上摘下13条山蚂蟥。

　　“一般在官场和稀泥的多，他不这样。”陈当时的一位下属回忆，在省人大时搞农业法执法检查，较真的陈苏厚硬让省计划厅退回了挪用的9000多万元扶贫专项资金；1999年省人大评议省公安厅，陈发言时指责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

　　让海南的官员们记忆深刻的是，一次海南某市委书记叫下面批了一些土地给

　　“当初也是很红的干部，后备干部人选，也就陈苏厚敢批。”一位官员说。

　　因为胆结石，陈苏厚被割去一部分胆，为此他戏称自己“胆小”，但陈的一个原下属直言“老爷子脾气直，敢说话，难免得罪人”。

　　在官场上陈苏厚骂人颇为有名，被形容为“骂得你钻地洞都钻不下去”，但在松梅村，陈苏厚从不对乡镇干部们指手画脚，这个退休的“老省长”显然很有“分寸”，“你不能拿副省长的架子压人。”他解释说。

　　特殊的退休模式

　　普遍的看法是，在众多退休高官中，陈苏厚选择的模式无疑颇为独特。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中国大约有1540多位像陈苏厚一样退休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他们大都生活在大城市的休养所里，或者继续担任各种名目繁多的顾问。

　　熟悉陈苏厚的人认为，农民出身的陈比较“传统”和“念旧”，对农民有感情，而且“闲不住”，这应该是其回乡的重要原因。

　　儿时的陈苏厚7岁丧父，生活清苦，曾在牛栏里住过三年。“回头看来，他好像有一种‘感恩’的情怀。”一位跟随了陈苏厚多年的秘书说，陈后来每年春节都要回乡请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吃饭。

　　曾经的艰苦生活一直为陈苏厚所看重，回乡后他继续种了三分菜地，还养了鸡鸭。与记者共进晚餐时，他会一个个指出哪个菜是自己种的，并推荐大家吃新做的白萝卜叶。

　　这个退休高官喜欢喝点白酒———这被陈健阳认为是有点农民习惯———喝酒时他会主动和你碰杯，然后伸出一个手指头，“初中一年级毕业，写四本书的能有几个？”陈学历不高，但先后写了四本和农村有关的书，这也是他得意的事情之一。

　　“自得其乐”的陈苏厚似乎并不喜欢被关注。据毛平说，过去村里刚有起色的时候，曾有人建议陈苏厚好好“宣传一下”，但被陈拒绝，直至后来被原中组部领导“发现”。“他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你现在发现太晚了，早几年我在位时你发现我就好了。”

　　而这次，在很礼貌地接待了记者，并一起吃了一次场面热烈的晚饭后，这位“老省长”便用不容反对的口吻告诉记者不要再来采访。“本来我不回来也可以，只是不回来有点对不起你，不礼貌。你会说陈老这个人，真是当官的老爷，不接待一下，算老几啊？”

　　这位退休高官说自己“不是为了让你们吹才干工作”，“我都快70岁了，你吹能让我再当官吗？能让我长寿吗？我就是按照我的意愿干我的东西，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他挥挥手，“补充采访村民？都有工作，你耽误我就够了，不要再耽误他们。”

　　话音落地，没人敢再吭声。一边的村支书在记者的追问下小声说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因为怕被“老省长”发现，连脸都不敢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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