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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增收 漫画/许英剑 |
为了观察新闻评论与新闻事件的互动关系，我在本月检索、追踪了关于“教授卖大米”的报道与评论，并把它们按照时间的线索排列起来：1月2日，中国农大教师何慧丽发出感慨：“大米拉到北京一个星期了，还没卖出去。我自己想想，直想哭。”1月6日，舒圣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认为：“‘教授卖大米’充其量只是一种基于身份的信任，这在陌生人社会越来越行不通了。”1月12日，童大焕也在该报发表评论，“祝贺温铁军教授卖不动大米”，认为“名流们的‘价值’终于回到 了应有的轨道上，赢者通吃的土壤越来越贫瘠了”。
1月15日，何慧丽老师宣布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销售告罄，她还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相关评论：“有人说我和温铁军先生不懂市场，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作秀，我感觉很无奈。”“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不明白，那些天天口头上为农民叫苦的人，怎么一到具体事上就不通情理了？”1月19日，在新的事实的基础上，评论者郭松民做出了另一个判断：“无论这一模式最后的命运如何，但它能够被提出本身，就是打破市场迷信的一种思想解放。”不到一个月里，市场还是那个市场，大米与言论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评论的命运似乎取决于大米的命运。南马庄村的大米终于卖出去了，而一些评论的价值似乎也就被证否了。这些评论，以童大焕先生的一个判断为代表：“在一个分工细密的市场环境中，社会的信用是通过各种环环相扣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来完成的，责任和风险也是由环环相扣的各个环节来共同分担的。谁要是脱离了这个轨道，不管是什么样的名流大佬，都会被打上‘不可信任’的标签，个人英雄主义失去市场，恰恰是市场信用逐渐成熟的表现。”这个看起来言之有理的一个判断，却因为系于一个事实（大米能否被卖出去）而充满风险。结果呢，大米卖出去了，评论则被看作是“大跌眼镜”。
这是当代评论者面临的一个险境：他们要对发展变动中的事物“抢先”发言，但是他们的判断依据却只能是旧有的知识与经验。他们的判断的命运，要由事物的发展本身做出评判。在这个层面上，评论者其实是等待评判的人。
实际上，评论者还可能被推到一个难堪的伦理处境，比如被何老师指为“口头上为农民叫苦的人”。这样的说法虽带有情绪，但与何老师自己比也还算实际情况。本来，写评论嘛，再怎么评都是“口头的”。而农村的建设、农民的增收，是“评”不出来的，而需要实践，特别是“实验”。温铁军、何慧丽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就代表着一种实验精神，他们“卖大米”的行为，也自然包含其中。
因此，我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一条评论的界线：对于那些身体力行地探索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可贵的实践和实验者们，评论除了充分的尊重之外，还需要一点审慎的态度，为实验结果的多种可能留出一步空间。因为他们不是用笔，而是用实践的结果与咱们对话的。
其实，教授卖出了10吨大米，虽然可以使一些评论难堪，但仍然不足以证否那些评论所依据的市场规律。
依据规律进行判断，是评论的正常职能，也是评论者的正常思维。但是，实践，特别是实验，则是发现规律、丰富规律的人类行为，它们都有令人期待的结果。
温铁军、何慧丽“卖大米”———在流通领域进行实验的本质，是验证农民是否能够跨越市场分利太多的流通层次，把更多的钱拿到自己手里。但是，由于“教授”过于成为事件的焦点，教授们不能把自己的分量从这个实验过程中分离出来，就不免给人另外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何老师与评论者看似针锋相对，但着眼点并不在一条线上。
□马少华（北京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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