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春节期间遇到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他忆及多年前访问澳大利亚的情况，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发现首都堪培拉的民居，客厅都是落地大玻璃窗，窗帘一拉开，就是草坪花木，再过去就是马路，中间没有围墙之类的遮挡，如何保证安全？第二个问题是，澳大利亚人的祖先是英国的流放犯，为什么现在道德水平这么高？我就自己所知作了说明，
考虑到或许有更多的人对此感兴趣，于是决定把它放到网上来。这两个问题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为了叙述方便，分两篇来谈。
这位领导之所以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治安这么有兴趣，大概是有感于国内的治安状况。别的地方且不说，就是首都北京，各小区都戒备森严，门口有保安站岗，楼门口有电子开门装置，许多低层的住户还在窗户上安装钢筋护栏，有些比较老的住宅区则有戴了红袖章的老太太巡逻。北京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昨晚在电视上讲课，说我国传统建筑符合现在西方的“设计抵御犯罪”的思想，非常超前，他举了北京的四合院和福建的土楼为例。但我以为，居民之所以这么重视小区和住宅的安全，主要原因是大环境不够安全，如果大环境安全，社会富足和谐，就没有必要如此戒备了。说到底，有个大安全与小安全的关系问题。
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各地的治安状况也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悉尼等大的商业城市比中小城市差，而沿海的中小城市又比内陆的小城镇差，沿海城市的治安，现在又比过去差。这是什么原因？据当地人解释，首先，外来移民增加，尤其是沿海，未免鱼龙混杂。比如堪培拉，早先家家户户都在前一天夜里把空奶瓶放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奶钱就压在瓶子底下，第二天一大早，送鲜奶的车来了，工人拿走空瓶，放上满的瓶，同时取走奶钱，如果有找头，就把零钱压在瓶子底下。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还有不少人家安装警报器。但在内陆小城镇，却古风犹存。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高尔夫球场没有人看门，门口有一个木箱，打球的人自己把钱扔进去。许多居民出售自家生产的水果，自己并不守摊，就把一袋袋分量一样的水果放在果园附近的路边，旁边放一个纸箱一类的容器，贴一张纸，写着每袋多少钱，过路司机如有需要，停下车来，按纸上写的价格，把钱投进纸箱里，取走相应的水果。他们解释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逐渐削弱了均富性质的分配制度，引入了美国式的竞争机制，贫富差距因此扩大，影响到居民的心理和道德。
总的说来，澳大利亚的治安状况比我国还是要好得多。首要原因是国家富。它人口少，现在才2000万人，只比北京的常住人口多400多万，而国土面积只比我国少200万平方公里，而且矿产资源却全世界名列前茅，加上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国富民强。这是社会安全的关键性条件。第二，他们的社会制度比较健全，贪污腐败之类的事情比较罕见，居民心理比较平静、平和。第三，总体上贫富差距得到控制，而且福利好，穷人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一家子没有一个就业人员，也有房子住，有汽车开，有肉吃，只是汽车差一点，不能经常上馆子吃饭罢了。第四，对罪犯有严密的跟踪体系，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永远处于警方的监控之中，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受到种种限制，更不必说政治生活，致使犯罪成本比较高。劳改释放后杀人放火的事情闻所未闻，不可能的。还可以列出一些，但就这四条，就可以保证把犯罪几率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整个社会安全了，居民也就没有必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各家各户自己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了。这是治安社会化，而非个人化。公安大学的这位教授关于“设计抵御犯罪”的理论讲得非常好，但上面这一点他似乎没有说到，也许这不是他的专业，该由社会学家来讲吧。
其实，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也有大安全和小安全的问题，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周边环境可以节省许多防卫开支，做到所谓化剑为犁。在国际社会，也有一个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确保大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喜欢领导世界的美国来说。美国政府反恐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企图在维护不公正秩序的同时谋求自身安全，结果是越反越不安全，其中深意，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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