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
洪战辉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中国人。春节期间，记者探访洪战辉时获悉，他正忙于筹备成立基金会，准备有计划地资助贫困学生。2006年，他力争援建两所希望小学，计划资助500名失学的孩子（主要面向高中生）。
一个刚刚脱离经济困境的普通在校大学生，心里所想的不光是自己和家庭，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多的贫困学生，实在是令人感动。然而，洪战辉这样做，虽然出于高尚的情操和善良的愿望，但并不可取，社会不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种种迹象表明，洪战辉虽然是心甘情愿，但事实上他已经被社会舆论、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推上了一个道德圣像的位置。他曾经在生活逆境中挣扎、奋斗的自然经历，被赋予了过高的道德自觉和示范意义。那一切，在他身上，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行为，和别的逆境中奋斗的人丝毫没有本质区别，如今都被附着了绚丽的光彩和崇高的意义。由此，洪战辉也由原先毫不起眼的普通大学生一变而成一种道德楷模和学习榜样，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社会公众所关注，所期待。
而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会给洪战辉带来一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的言行举止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甚至左右，甚至会找不到原来的自我。确实，洪战辉在读高中时就曾有过成立助学基金的愿望，但相信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而已。但是，这个愿望在媒体的关注中被高度强化，以至于成为洪战辉高尚情操的证明，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不能不实践的现实计划。
孤立地看设立基金这件事，无疑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作为一名没有稳定可靠经济收入的在校大学生，要想真正把基金运转起来，形成良性循环，洪战辉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呢？不错，洪战辉现在还是“当红楷模”，无疑有很好的“票房价值”，可谁能保证他能够持续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呢？如果公众目光厌倦了他——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他的号召力还有多大？
说到底，他这是一种“道德自我开发”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的是自己力不从心的工作。无论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动力，还是顺从社会的道德期许，都远远超出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作为一个道德偶像，谁来关心洪战辉“道德过劳”之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