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侨村之谜

　　本刊记者/孙欣

　　涂村真的是个奇怪的村庄，问了几次路都得不到答案后，记者诧异了。

　　电话中陈秀平指导记者：“问老人，那些年轻的都是外地人。”听听口音，确实呀，卖菜的、看店的、拉车的……只要是青壮年几乎都是外地口音。

　　本地人呢，太阳底下聊天的、围坐着打麻将的，确实十有八九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本地的年轻人呢？

　　答案很简单，也很意外，“都去国外打工去了”。

　　这是一个有着去国外务工历史悠久的村庄，悠久到解放前就已经开始。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的“侨村”，周围有很多类似的村庄，其程度甚至更甚于涂村。

　　这些村民的出国方式很特别，亲戚套亲戚，关系靠关系，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随便拉个本地人一问，准保“有海外关系”。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采访的第二天本来约好的一采访对象临时有事出去了，记者正愁如何捕捉目标。“友情翻译”小惠随手一指，“那个婆婆就有孩子在国外呀”，记者紧追过去，不想老婆婆走得急，不知道走进哪户人家了。当时正经过一家小店，小惠拉过店主，说：“你问问，他家肯定也有。”因为小惠曾经在外经商多年，有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记者犹豫着一问，还真是，就是王庆光，他的孩子在国外，兄弟在国外，甚至老伴的弟弟也在国外。

　　说起这个话题，王庆光自喻是“消息灵通人士”。他说自己因为有小店的便利条件，谁都喜欢过来聊上几句。谁家孩子出国了，谁家偷渡没成功，谁家孩子在国外没学好，他多少知道一些。因为出国的太多，“国外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很快知道”。

　　正说着话，有个女孩来买灯泡。她走后，王庆光说：“她偷渡了三次都没成功，还想去呢。”

　　记者接触到的每个还在国内的年轻人，都承认，自己动过出国的念头，甚至实施过。

　　之所以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出国行动，尽管记者采访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是：“没事干。”可是记者看到，当地大量的劳动机会都拱手让给了外地人。本地人开玩笑说：“从门前走过的一百个人中，只有十五个是本地人。”知情人士透露，是本地人看不上这些收入菲薄的工作。当地的消费非常惊人，仅结婚一项就可以拖垮一个农民家庭：男方买房需要100多万(温州

　　所以他们只好去国外“淘金”，当地人不承认“淘金”这个说法，他们强调是“为了前途”。可矛盾的是，每个出去打工的人又都说那里“有钱赚”，每个接受采访的老人被问到如何养老时，又回答“有钱还怕找不到照顾的人”，挣钱，确实是最直接的动力。谁都知道出去做劳工，只要不修炼到老板的份上，就一定会吃苦：住大通铺，没休息时间，被警察追赶，“还不如外地到温州的打工仔”。可是“每个都是赚了钱回来的”的说法，确实是一个最大的诱惑。

　　为了出国，他们甚至采取了近乎自残的方式：读到初中就放弃学业，转去学裁缝或厨师，为能到国外做劳工积极准备。

　　涂村因为被划为温州市中心的鹿城区，土地尤其值钱，几乎每家都靠出租生活，好的人家一年只租金就达十几万，差的也有三四万。老人靠租金足够生活，可是失地的青壮年确实有坐吃山空的嫌疑。如此，他们的自愿“受苦”倒也真有了居安思危的味道。从这个层面上看，“淘金”的说法确实不太准确。

　　可能是不满意他们的出国方式，政府始终对这些民间的“侨村”保持沉默。记者努力想找政府官员采访，但都以失败告终。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侨村中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才是“有前途”，开始由算计钱转向算计“人生”。

　　出去的，想办法给孩子办了户口，接受教育；出不去的，更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小惠为了大女儿上重点初中，买了学校附近的房子；又花了两万八把小女儿送进重点小学。本来约好的时间她迟到了，她解释：“送女儿去学琴了。”她说，自己14岁就去贵州打工了，不希望女儿跟自己一样。陈秀平的外甥媳妇把9岁的儿子送到特级教师家寄宿，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能教孩子什么呢？”

　　真心祝愿“侨村”成为真正的侨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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